"期望—手段—效价"理论视角下的"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 ——基于广东省S市数据的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分析

伴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各地方政府在推行河长制过程中纷纷探索"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的新模式,但各地却出现了政府网络治水参与平台建设之"热"与公众网络治水参与之"冷"的鲜明对比情况.基于"期望—手段—效价"的理论视角,利用广东省S市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以及样本河涌的客观数据,构建"个人—河涌—区政府"的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河长制背景下,"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受到期望、手段及效价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公众期望中的参与效果评价正面影响公众网络治水参与度;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透明度感知、政府回应性和政府营造良好社会治水氛围的力度等政府工具性手段显著驱动公众网络治水参与;公众对治水重要性的评价能够促进公众网络治水参与.     

土地审批改革:放权不放松

《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下称《决定》)印发,引起各界关注。《决定》指出,要在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改革土地管理制度,赋予省级人民政府更大用地自主权。有人开始担忧:土地监管放松了?耕地红线还要吗?又为房地产用地松绑?     

国语境下土地发展权内容之法理释明 ——立足于“新型权利”背景下的深思

积极推动各类新型土地财产权在我国实定法上的“落地”，是突围我国土地财产权的封闭结构，深化我国土地法律制度改革，助推土地产权清晰化、土地要素市场化等目标实现的内在诉求。目前学界围绕土地发展权的内涵、生成逻辑、法律性质和归属等方面的认识尚存明显分歧。其缘由主要在于学理上围绕这一新型权利的法理研判，并没有立足于中国现行地权结构语境来对其内容这一基础性、前提性知识作科学界定。法理上，对土地发展权内容之准确定位，是厘定这一权利的射程范围，区隔此权利与彼权利以及展开与之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中国语境下，学理上应立足现行地权结构形态，从平面和立体二元维度来对土地发展权内容作科学定位。自平面维度观之，土地用途变更后的增值收益分配构成土地发展权内容之传统要义；自立体维度观之，土地开发强度变更后的增值收益分配构成土地发展权内容的新近发展。无论是平面维度下的土地发展权，还是立体维度下的土地发展权，都应该成为这一权利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所考量的对象。故而现有围绕土地发展权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的范式亟须转型。     

重庆市豪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帝景豪苑业主委员会车位纠纷案

小区建设完成之后,随小区内房屋的出售,小区建筑区划内的土地使用权也随之转移至小区业主,小区的共有部分土地使用权归小区业主共有。不能办理产权登记成为特定业主所有权的客体的地上车位,不能成为享有专有权的专有部分,该部分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以学术范式、方法、批评实践为切入点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大量进入中国,形成"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轨迹。本文拟从思想史角度,以詹姆逊、阿尔都塞、巴赫金为例,探索新的视角,将中国问题作为西方理论本身、内在的问题,来思考中国在西方理论中的意义。本文主要就学术范式与方法和批评实践这几个方面入手,讨论詹姆逊如何运用中国问题的隐喻来建构其文学阐释;阿尔都塞如何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吸纳到他的核心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理论;巴赫金的理论如何从文化转型和文艺批评实践方面与中国形成折叠与对话。     

农民对农村土地政策的认知及提升路径——以那柯里村为例

农村工作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领域,农村土地政策的宣传和落实也是农村工作的重要步骤,农民对农村土地政策的认知是国家农村土地政策调整和完善的重要依据。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同心乡那柯里村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民族关系,农村土地政策的实施与全国土地政策实施情况基本一致,研究那柯里村农民对土地政策的认知现状、面临困境、提升途径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共性问题的扩展情况。从整体主义的视角看,那柯里农户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土地政策十分关心,对土地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认知较为准确,对宅基地、耕地、产权等内容形成的观念基本正确,但是土地政策认知的主体存在差异,农户对各类土地政策的认知情况也不尽相同,导致差异和认知困境的原因主要包括土地政策宣传不到位,土地规划利用不明确,当地缺乏主动性、农民缺乏参与感,农户土地观念与行为的不统一,面对农村土地政策落实与农民认知之间的张力问题,需要多措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