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反思,何来共识

当下中国社会,共识度稀缺,对于这一点恐怕多数人都不会有异议。缺乏共识,已经成为改革陷入停顿等重要问题的最明显的表征。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对于缺乏共识的一般解释是"帕累托改进"空间的萎缩和排他性、独占性利益     

提升女性就业和生育兼容性的路径选择——基于对国外家庭支持政策制度设计的分析

家庭支持政策是影响女性就业和生育兼容性的关键因素。公共托育服务的普及、托育成本的下降、托育开放时间的延长以及生育假期制度有利于提高女性就业和生育的兼容性。因此,应对托育制度、生育假期和生育津贴制度进行完善,并对贫困生育女性提供托育支持和技能培训,以提高我国女性就业和生育的兼容性,优化“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     

新医改中多方主体的地位、作用、利益需求及公平效率研究

新医改作为在医疗服务领域的改革,不可避免地会触及相关利益方的利益。如何兼顾好多方的利益关系新医改的成败。医药卫生作为介于纯公共物品和纯私人物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应在政府主导下坚持公益性原则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医疗服务需求。同时医疗体制改革必将伴随着资源和利益重新分配和平衡,但需在优先考虑人民健康权益的基础上,再兼顾其他各方利益。应将"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实现作为新医改的总目标,根据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对有限的健康资源进行最优的分配。同时,医药卫生事业具有重要性和特殊性,既要强调经济效率,更要注重社会公平。     

扎根基层奉献大爱

余庆宣今年已经53岁,自1987年起先后任四师六十八团八连、二连、四连和九连支部书记、指导员.虽然20多年来一直工作生活在连队基层一线,工作单位调换了三四个,但是他始终以一颗赤子情怀,用自己点点滴滴的言行无私关怀与帮助他人,处处践行着一个党的基层干部亲民爱民帮民的公仆责任.     

民族工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

文章以习近平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的"纲"的论断为主线,依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些阐释,结合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的论述,重点围绕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相关内容谈了一些学习体会,认为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之"纲",是对"主线"引领和贯穿作用的实践性、成效性的要求.同时就物质与精神、多元一体、审异致同、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等辩证关系进行了讨论,指出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中华民族大团结"同心圆"昭示的范围,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成的界定.     

“城管式困境”与治理现代化

正在公共治理领域,最佳的政策效果是"帕累托最优",即政策相关方只有利益的增加,而无利益的损失。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是截然相反的情况:利益相关者都对相关政策不满意。我把利益相关方都成为输家的政策困境,称为"城管式困境"。一种政策如果没有赢家只有输家,无疑是最坏的政策。在现实生活中,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样的情况随处可见。更广泛地说,我们的维稳代价越来越高,而不稳定因素却日益增多;民生不断改善,而人们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却没有随之提高;     

清末维新派的明治维新论及其对日本研究的启示

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的明治维新论,虽然各有特征,但是也有其共同的理念,他们都将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动力归结为豪杰之士的英雄气概这种精神因素,并强调养成这些因素之土壤无不与汉学有关。而且他们看到的多是中日文化相同的方面,尤其是中国优越于日本的方面,因此对于效法、学习日本的制度、语言都充满自信。这种"异中求同"的思维偏向阻碍了对日本文化的深入研究,也造成了在效法日本过程中出现了"拟之也弥似,而去之也弥远"的现象。今天的日本研究,应该仍然重视"同中求异",做到"诚求而善学",才能真正提升日本研究的水平。     

《电摩条件》：利益集团演绎出的帕累托最优游戏

近日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出台《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以下简称《电摩条件》）,引来坊间议论纷纷。因为这意味着明年1月1日起,众多车主必须经过考驾照、上牌、买保险等一系列冗长手续才能骑电动车了。中国自行车协会助力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陆金龙日前透露,     

紫砂壶收藏鉴定常识

紫砂壶是一种介于陶器与瓷器之间的制品,因其质地古朴纯厚,不媚不俗,与文人气质十分相似,以致文人雅士深爱笃好,以坯当纸,或书款识,或刻以花卉印章,托物寓意,每见巧思。     

“酒托”诈骗案定罪的法理基础与量刑规则优化

通过对33个“酒托”诈骗案裁判文书的分析,可以得出以诈骗罪定性“酒托”案件是我国司法实践的通行做法.但是一方面,这一认定的法理依据并未明晰,学界对该类案件的定性也存在一定争议.另一方面,对于主从犯的划分特别是对于“酒托女”主从犯的认定,司法实践并未统一.将“酒托”行为认定为诈骗罪的法理依据在于对被害人承诺效力判断标准的扩大化立场以及对于财产损失的实质化理解,其更深层次的刑事政策考量则是“酒托”诈骗行为具有以预防为目的的处罚必要性.对于“酒托”诈骗案中主从犯之认定,应考虑各行为人在犯罪前、犯罪中、犯罪后等整个共同犯罪所处的地位、参与程度、犯罪情节以及对危害结果所产生作用的大小等各方面因素予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