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环境保护 建设生态湖南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湖南正处于新型工业化发展阶段和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经验表明，这一时期正是人与自然矛盾最为突出的时期。建设“生态湖南”，就是遵循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以最小的环境资源代价谋求经济社会最大限度的发展．既不为发展而牺牲环境，也不为单纯保护环境而放弃发展．坚持利用和保护相结合、开发和建设相协调，实现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也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宏伟工程。     

河道整治任重道远

经过两轮环保三年行计划的集中整治，上海河道水环境治理工作成效明显，但河道水环境治理的历史欠账还没有还清，河道水环境质量与人民群众的期望、与举办世博会以及国际大都市的要求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     

乡村振兴语境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问题研究

在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语境下,农村人居环境问题受到党和政府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为了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使得农村人居环境有了显著改善。但与此同时,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还存在村庄规划机制不完善、村庄规划与村情的契合度不高、村民对人居环境与人居环境治理缺乏科学认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主体多元性不足、村民和其他主体参与度偏低、不同区域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力度和成效差距明显、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缺乏持久耐力和长效机制等突出问题。为此,需要从制度设计与执行、体制机制完善与创新等宏观视域来探究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对策,强化党和政府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与引领作用,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强化农村人居环境多元共治体系中的各方主体责任。唯有如此,美丽宜居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目标才能达成。     

城市环境治理制度创新的基本取向与思路

当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制度创新的基本取向主要有市场取向的制度创新、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创新与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制度创新等。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因此,需要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创新措施,以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环境治理中的国际组织:权威性及其来源——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例

本文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和解释国际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行为及其权威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之所以能够对全球环境治理发挥重要作用,是由于该国际组织所具有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除了来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本身的机构形式,还来自成员国的授权、其道义性权威及专业性权威。这种基于国际组织本身的分析,主要来自于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国际组织的理论的启示。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当代构建

当今,全球化的世界缺乏有效的全球治理,存在不可忽视的治理赤字。人类亟需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深刻变革,以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经济、安全、环境等多领域危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当代构建,为化解国家间的利益矛盾提供了可行性路径,是能够解决全球化问题的合理倡议,为推进世界各国的合作发展、共同繁荣指明了方向。     

德国环保组织汇聚有效合力

作为工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德国的环境保护在治理体系中正逐渐移至中心位置,成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民调显示,85%的德国人把环保问题视为国内第二大问题,75%希望其环境政策水平继续保持欧盟领先。在德国,约有8600家环保协会,每年组织110万人参与环保志愿者活动;     

环境治理中的多元主体互动分析 ——以C市为例

近年来,环境治理已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重要议题。单一的政府管控在面对复杂的环境问题时显得有些无能为力,环境治理需要变革,不仅要"治理"环境,还要"保护"环境,这种综合性治理就要求政府联结其他主体,构建由政府主导,包含党委、企业、社会组织、民众在内的多元治理主体。本文以C市的调研资料为依托,实证检验了以政府主导的多元治理主体互动分析框架的适用性。为了进一步提高环境治理的绩效,政府可以在建立联动机制解决次生环境问题、强化政策创新扩散等方面发挥作用,以求系统、协同和整体地提升环境治理能力。     

河长制下水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河长制对水环境治理虽然短期成效显著,但因其在制度构设上存在新制度供给、可信承诺、相互监督三个方面的缺陷,导致在实践中容易陷入短期治理与长效治理机制的转换困境、跨域合作与制度安排的约束困境、边界模糊与信息不对称的叠加困境。需夯实河长制的制度基础、以有为的可信承诺增强河长制的制度约束、以有力的相互监督强化河长制的制度效力,构建起更具战略性和包容性的制度体系,形成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相适应的长效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