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以“政体进化”为特色的中国宪政主义活动家

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向建立近代民主国家急速变化的大转折时期,作为近代政治家的梁启超与古代改良派划清了界限,即他将政治变革的希望明确地建立在“国民运动”的身上,这与革命派并无二致。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其思想表现为重“政体理化”而抑“国体革命”,即希望通过“国民运动”,建立起以近代政党制度为主导,和向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而这种内阁又必须执行“保育政策”,便从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各领域扶助民力、民智以及参政能力的增长,使整个国家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向世界强国的发展。梁启超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革命内容,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要实行国体复辟的时候,他便旗帜鲜明地发动了倒袁护国战争。     

试论十月革命中西伯利亚苏维埃政权基础的不稳固性

伴随着十月革命的凯歌，西伯利亚拉开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序幕，到1918年3月，各地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西伯利亚苏维埃政权是十月革命的必然产物，但与欧俄地区相比，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政权基础的不稳固性。这一特点根植于西伯利亚特殊的土壤，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伯利亚苏维埃政权的曲折命运。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生成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生成,是对建国初基本话语规范的突破和发展,它经历了萌芽期、萌芽后的阻遏期、萌芽后的发展期以及全面形成和定型期四个阶段.     

法国行政判例制度及其借鉴

法国具有成文法传统,普通法院法官断案原则上以成文法为依据,判例没有当然的拘束力。唯独在行政法领域,法国很早就建立了行政判例制度,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具有当然的拘束力。行政判例在法国行政诉讼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极大地提升了行政法院的公信力,法国行政诉讼制度至今亦为世界所尊崇。就我国行政立法与行政审判的现状而言,迫切需要建立行政判例制度,法国行政判例制度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文学革命”爆发的社会时代原因

1917年爆发的“文学革命”是社会时代的产物。社会制度由帝制而共和的变迁,社会恶劣环境状况的刺激,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本土文学改良的积淀和新文化运动的助产,构成了“文学革命”产生的四大主要社会时代因素。     

中东伊斯兰力量掌权前景分析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中东出现了伊斯兰力量夺权的浪潮。总体来看,伊斯兰组织采取了四种策略,即政变、恐怖袭击、内战或者革命以及参加民主选举。由于各国执政者对军队的严密控制,除苏丹这个特例外,政变从未成功。恐怖袭击虽能破坏社会秩序,但无法动摇政权的根基。伊朗革命具有极强的特殊性,别国无法成功复制。而大多数中东国家中央政府相对强大,不具备发生内战的条件。因此,在中东国家实行政治改革后,参加民主选举成为获取权力最为现实可行的方式。在此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伊斯兰组织将会放弃暴力夺权的方式,淡化意识形态的色彩,与其他世俗政治派别一起公平竞争国家权力。     

拉康与法国女性主义

本文在介绍精神分析同女性主义关系渊源的基础上,分析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对法国女性主义的影响,及法国女性主义者对拉康精神分析学的批评与接受,重点突出拉康同三位法国女性代表的关系,她们是克里斯蒂娃、艾瑞格瑞和西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群沟通机制有效运行的原因及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准确地把握社会形势,成功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唤醒了民众的革命觉悟,有效地整合了各种社会资源,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群沟通的有效运行机制,对新时期进一步改善党群关系,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信念观探析——重温《井冈山的斗争》与《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十年土地革命时期。期间党与红军内部出现了"右"倾悲观思潮,并几度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给予了科学回答,形成了毛泽东信念观:坚定信念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坚信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与发展既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坚信星火必燎原,中国革命高潮必将到来。毛泽东信念观的形成是大革命失败后时局变化的产物,是实行正确政策的必然结果。     

Revolution without regime change: The evidence from the post-Euromaidan Ukraine

What effects does a revolution have on the stability or change of a hybrid regime? Has the Ukraine's regime changed since the 2014 revolution?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I examine the changes in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composition of elites after the change of power in Ukraine in 2014. I argue that despite greater than in the post-orange period quantitative renewal of elites, qualitative change has not occurred. Meanwhile, the old operational code, or modus operandi, of elites' political culture, composed of clientelism, secretive deals and quota based nominations to government positions continues to operate. The lack of elites' renewal and the dominance of informal rules over formal procedures – two factors that keep the institutional core of Ukraine's hybrid regime unchang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