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古代类书《芝峰类说》征引《鹤林玉露》考略

韩国古代著名类书《芝峰类说》共9次征引了宋代笔记《鹤林玉露》的内容，其中有7条与作者李啐光的诗论有关。《芝峰类说》对《鹤林玉露》的征引，以节录为主要方式，以阐发诗论观点为主要目的，体现了他深厚的学识和“尊唐抑宋”的诗学观念，也是当时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     

男越女界：论晚明两部同性恋小说集的性别意义

《弁而钗》与《宜春香质》作为明清书写男性同性情欲的代表性作品,其书写特色呈现出鲜明的性别越界的色彩.在男男同性情欲的语境中,这种性别越界通过以情摄欲来建立叙述的基础,在营造出情欲越轨的幻想空间的同时,也再度巩固了传统的性别规范与社会等级秩序,呈现出古代同性情欲书写的复杂性.     

“法”义新论

"法"在字源和词源上有三个系统,即灋、佱、。许慎在《说文》中仅以战国篆文为据,未能考察商至战国前期文字发展的理路,对"灋"的词源解释有误。廌与作为神兽的獬豸有差异,并无掌法神兽之义。灋字在西周时代作为"废"的本字使用,与后世的"法"义并无关联。宗周文化系统中有一个表规范、法则意义的"佱"字;南方文化中有一个表达规范、法则、效法甚至法律的"",因此在先秦时代有宗周的"佱"和南方的""两个与后世"法"有渊源关系的概念系统。这两个系统在春秋中叶至战国时代发生碰撞、融合,最终以""吸纳并取代"佱",并写作"灋"为终结。具有"刑罚"、"审判"之义的"法",通过"灋"的字源和词源无法解释,而当与宗周文化系统之外的南方文化中的系统有关。     

雷锋精神的当代传播——以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以“爱的教育”为载体,探讨怎样用学雷锋常态化培育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学习雷锋精神与校园文化建设相融合,实现学雷锋活动“校为基地,四化联动,五方助力”的常态化机制化,取得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立德育人和服务社会的“双丰收”。     

宪政、权力制约与社会秩序--法治视角下孙志刚事件的深层思考

保障公民权利,需要公共权力,但公共权力又构成对公民权利的威胁。孙志刚悲剧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滥用的结果。权力制约最根本的制度保障是宪政。宪政是法治的政治前提,又构成法治的最基本内容。制定了宪法,不一定就有宪政。宪政需要靠一系列可实际操作的具体制度作保障。就宪政领域而言,程序正义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实体正义,或许具有比实体正义更重要的价值。因为宪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权力如何产生以及如何运行的程序问题。有效地制约权力,不会危及社会秩序。相反,只有对权力实现有效制约的法治社会,才能形成良好而合理的社会秩序,才能长治久安。而通过强化警察权力维持社会秩序不仅会有损秩序的价值,最终还会从根本上动摇社会秩序。     

试论李贽“童心”说的理论基础

李贽《童心说》把“童心”界定为最初一念之本心并予全面肯定,然而在中对其肯定“童心”的依据全无论证。有的学在古代中国的人性论中,寻找其理论基础。但假如考虑到李贽的理论体系,则荀子、孟子和程朱的主张都不足为其依据。其实李贽这种理论的依据主要是禅宗学说。但李贽所说的“佛”是入世的、能够帮助人解决各种世俗困难,也就是使人的世俗生活更为顺遂的明灯;并且他所说的“学佛”是要人从外在的“闻见道理”中解脱出来,从而达到一切任其自然的境界。因此,这是经过李贽改造了的佛家之说。     

从“阿云之狱”看宋代刑法中的自首制度

检视"阿云之狱"所引发的关于宋代刑法中的自首制度,比较古今刑法中的自首和坦白制度以及相关规定.旨在把握自首制度的历史渊源和传承脉络,以期当今的刑法制度臻于完善.     

"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论自然气象兴感与诗歌审美意境营造

包括风、雨、霜、雪等在内的自然气象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常见题材,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自然气象与诗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较稳固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自然气象在审美愉悦、社会心理等方面对诗人的创作动机产生着直接的激励作用,这种作用是随着人们对自然气象审美功能的认识和诗歌创作的不断发展而显现的,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物感说中的混沌一体,到唐宋时期兴感说中的条分缕析,可洞悉这种作用的历史发展轨迹;另一方面,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主动运用自然气象的意境营造功能,形成了不少凝结历史传统和民族心理的审美意境,如对床夜雨、寒夜听雨等。     

临淮淮阴步氏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述论

步骘作为临淮淮阴步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东汉末年避难江东,饱尝艰辛。后来进入孙权幕府,处境不断改善。建安十五年,骘受命领兵入交州,对孙吴疆域的扩大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后来任职荆州,不断举荐士人,坚决反对孙权重用校事吕壹。孙权步夫人“宏冠后庭”,权屡欲立其为后,并引起统治集团上层的激烈纷争。其女全公主凭依孙权的支持,暗中操纵“二宫构争”等一系列政治斗争,步骘则随声附和,不仅使其士节有亏,而且埋下了其家族覆灭的祸根。     

李贽与西学

李贽晚年阐说《诗》义、发挥《学》《庸》、精研《易》理,似可看作是对利玛窦以基督教义来“合儒、补儒、超儒”的回应;他以华夏民族为天神之子,是对罗明坚宣扬的“圣灵降孕而生耶稣说”的回应,亦似可看作力图使基督教信仰中国化的最初尝试;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之义来批评各种求媚于鬼神的迷信活动和假道学的大言诓人,畅论不可谓祭天为祭理,亦不可谓祭气,是对利玛窦学说的发挥;其《明灯道古录》着力表彰与基督教哲学最近似的墨子学说,似乎也有寻求与西学的会通、使基督教信仰中国化的意味;其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九正易因》,从“万物统以乾元”推出“人人各正一乾之元”,因而“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更展示了一种以哲学代宗教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