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外挂"的定性、分类及法律适用问题

外挂常见于网络游戏作弊器、刷单软件、抢票软件等.司法实践中,对外挂的定性、法律适用存在认识不清、经验不足等问题.外挂可分为辅助型外挂和作弊型外挂、依附型外挂和独立型外挂两类.外挂定性争议的原因在于:技术人与法律人对专用名词、专门问题的理解存在不对称性,刑法罪名、司法解释规定、罪状描述上存在不对称性.只有对外挂涉及罪名有准确理解,才能对其行为正确定性和适用法律.     

国际传统知识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

对于传统知识的保护,各国态度不一,至今仍未建立统一的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以法经济学为视角有助于回答关于传统知识保护有争议的两个问题:传统知识是否为公共产品以及是否应当给予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激励理论和利益平衡理论表明传统知识具有专有性,不是公共产品。构建谈判博弈模型,建立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是最优解,进而在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下,许可使用合同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重要方式。     

论“行政机关”的认定——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对“规制国”下权力控制与秩序保障的需求，美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了行政机关的范围，并提出以权力标准作为适用门槛。法院在处理越来越多的合作治理、外包等现象所带来的问题时，逐渐将“行政职能”标准和“监管关系”标准确立为解决问题的判例法，并切实起到了控权、规制等客观功能。整体观察行政机关的认定标准，可以发现其存在从组织属性转向事务属性、从单方审查变为参与式审查的结构性变迁。我国关于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     

附会与求真：关于法律史研究中既存观念的突破问题——以“神权法”思想为中心的探讨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了彻底转型,在此过程中使用的用西方观念"整理国故"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其弊端也相当明显,用"神权法"一词描述中国古代早期法律思想即是明显一例。中国的国家与法律产生方式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如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地理环境和初始组织形态与西方国家迥异,因此国家的运作形式及与之伴随的政治管理方法皆有不同,这决定了用以维系中国国家统治和管理的法律思想也会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差别。厘清并突破这种概念上的"附会"之意,去伪存真,有利于我们认清民族传统文化,并以此为立足点,创造出适合本民族需要的新文明。     

基层选举观察员制度：事实、价值、困境与展望

通过加强选举监督与提供选举指导,基层选举观察员制度在推进基层民主选举与民主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伴随着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我国的基层选举观察员制度也逐渐从点及面,从一个省的试点到多个省的推广、从省级一个层级的推动到省市县乡多层级的联动、从乡村独有到城乡都有,日益成熟和完善。但受制于特定阶段的认知、技术、体制等条件的制约,其在制度实践中的问题和限度也逐渐显现出来。观察广度与深度的限度、观察的独立性限度、观察的技术性限度、观察点的样本性限度、观察的持续性限度以及观察的制度化、规范化限度等,制约着其应有结构功能的发挥和拓展。因此应从法律技术、选聘技术、观察技术、考核技术、监督技术等维度推进制度的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