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H省Z市两级法院司法适用现状为样本

当前,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地位明显得到提升,但对被害人参与该制度权益的关注和保障却明显遭到忽视。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尚存在被害人普遍参与不足、参与方式规定不明、诉讼权利无法保障等问题。这极易导致司法机关权力滥用,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置初衷和适用效果。基于此,在正视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困境的同时,需要让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重新回归,赋予被害人明确、具体的诉讼权利,区分案件类型分别规定被害人的参与方式及路径,规定被害人权利受侵害后的救济途径,并对被害人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进行有效限制。     

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探析

被害人的知情权是被害人行使其他诉讼权利的逻辑前提,是诉讼民主的重要体现,亦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国际公约及其他国际性文件和法治发达国家都对公民的知情权及被害人的知情权都作了明确规定,有的国家甚至将其上升到宪法的高度。我国刑事被害人享有一定程度的知情权,但权利告知规则仍不完善,被害人对案件的进展、诉讼结果以及刑罚的执行情况缺乏知悉途径,知情权的实现缺乏保障机制。立法上应对其作相应完善。     

刑罚视野中的刑事被害人赔偿以强制赔偿易处转换自由刑的构想

鉴于自由刑的不足和保护刑事被害人的需求，有必要对我国的刑罚体系进行更新理念上的重构，在征得被害人同意的情形之下，法院对被告人确定的刑罚可由自由刑与对被害人的赔偿之刑共同构成，且互为消涨。在行刑实践中，建立自由刑与对被害人的赔偿刑之间的易处转换制度。     

诉前与被害人沟通是尊重私权、善意司法的表现

杨浦区检察院提出起诉书诉前向被害人公开这一论点。实际上触及了我们在司法中长期忽略的尊重私权和善意司法的问题。这不仅是起诉书向被害人提前公开问题。而是涉及诉前与被害人沟通这一环节，所以使用“诉前与被害人沟通”更为合适。     

试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相互作用及其角色转换

在犯罪过程中 ,虽然加害人是行为的主体 ,被害人是行为的客体 ,但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 ,这种相互作用贯穿于犯罪的全过程。同时 ,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发生位移和角色转换。     

“间接上诉权”引发的法律尴尬与合理解脱——兼论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切实保障

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及全面审查原则的存在,部分被害人享有了通过民事上诉引发刑事二审之权利,这种上诉权引发了若干法律适用之尴尬。赋予被害人独立的、直接的上诉权是解决此问题之最佳途径。     

不批准逮捕决定应告知被害人

一、被害人对不批捕决定应享有告知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复查申诉案件规定》第5条第一项规定:不服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申诉,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管辖复查。司法实践中,常有被害人不服不批准逮捕决定,通过申诉复查的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情形。但他们都是通     

市民社会基本精神与刑事和解正当性分析

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让犯罪人与被害人及其支持者会聚在一起。在协调人的主持下共同讨论犯罪解决方案的一种恢复性程序。会议的通常结果是达成一份犯罪人以某种方式赔偿被害人的协议,同时也希望犯罪人能从与被害人的会见中受益。其目的是恢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加速和国内和谐社会建设升温的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也开始进人我国刑事法学     

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制度的完善

随着诉讼制度的发展,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再逐渐提高的过程。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提升了被害人的法律地位,并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其诉讼权利,但在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完善。     

试论知识产权犯罪被害机理研究方法

传统被害研究范式认为，犯罪之因和被害之果是一种有序的联系，在因果之间完全可以用逻辑推理作为沟通桥梁。但逻辑不是万能的，在刑事法领域中，刑事疑难问题单纯凭借对法规则的逻辑适用并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还应当正式引入实证研究方法从被害人和被告人两个角度进行经验层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