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境下土地发展权内容之法理释明 ——立足于“新型权利”背景下的深思

积极推动各类新型土地财产权在我国实定法上的“落地”，是突围我国土地财产权的封闭结构，深化我国土地法律制度改革，助推土地产权清晰化、土地要素市场化等目标实现的内在诉求。目前学界围绕土地发展权的内涵、生成逻辑、法律性质和归属等方面的认识尚存明显分歧。其缘由主要在于学理上围绕这一新型权利的法理研判，并没有立足于中国现行地权结构语境来对其内容这一基础性、前提性知识作科学界定。法理上，对土地发展权内容之准确定位，是厘定这一权利的射程范围，区隔此权利与彼权利以及展开与之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中国语境下，学理上应立足现行地权结构形态，从平面和立体二元维度来对土地发展权内容作科学定位。自平面维度观之，土地用途变更后的增值收益分配构成土地发展权内容之传统要义；自立体维度观之，土地开发强度变更后的增值收益分配构成土地发展权内容的新近发展。无论是平面维度下的土地发展权，还是立体维度下的土地发展权，都应该成为这一权利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所考量的对象。故而现有围绕土地发展权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的范式亟须转型。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法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科学性奠基于马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中，并且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法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法学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强调法律的阶级性并始终秉承服务于人民的阶级立场，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判断标准。马克思主义法学不是教条，而是高度包容和开放，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开放性和中国化，使得马克思主义法学对中国法治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批判力、回应力和引导力，理论更具生命力和科学性。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指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合理吸纳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归责原则的演进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

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汽车成为大众的普通代步工具,交通事故逐渐成为最常见的一种人身伤害事故。各国立法者开始高度注意道路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问题,逐步建立起过错推定、无过错责任或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确立了一个归责原则体系,对于不同情况下的责任承担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这样的规定最有利于保护受害人,同时也不至于让加害人承担过重的赔偿责任;同时,设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意义重大。     

《史记》三"书"评议

<史记>篇目问题较多,而又以"八书"为甚.学界虽然对"八书"总体的看法没有什么分歧,但有三点需要注意:其一是<史记>缺少<礼书>、<乐书>和<兵书>,八篇中就有三篇有问题;其二是对<太史公自序>的几句话该怎么理解,<律书>和<兵书>的关系应是怎样的;其三是在司马迁创作"八书"的大前提下,上述三篇中是否还有后人搀入的部分.     

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外包标准》(建议稿)介评 ——兼论我国金融外包监管法之完善

金融外包给金融风险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有鉴于此,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先后出台了两份建议稿试图为银行业务外包风险监管在欧盟的框架内提供统一的指导原则.名为<外包标准>的建议稿是在<外包高级原则>(建议稿)的基础上于2006年4月出台的,二者在名称及具体内容上都有较大的不同.<外包标准>建议稿在保留第1份建议稿特色的基础上,强调了对客户金融隐私的保护,修正了金融监管部门对外包的监管权,使外包业务的分类更加明确.但是,现行建议稿在监管标准的制订上未充分考虑不同种类的外包商可能对外包风险造成的影响,要求所有的外包都必须有服务水平协议也较为绝对化.参考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在金融外包监管方面的立法经验,考虑我国金融外包的实践,我国应当制定普遍的金融外包监管法,同时对<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中电子银行业务外包部分进行完善.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未决问题新探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未予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合同的效力问题、有关所有权的问题、实际履行问题。对于这三个问题,目前各国法律规定不一,但有的问题已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     

墨子的勤俭思想对当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启示

对先秦墨家学派所倡导的勤劳与节俭的伦理思想作考察,发现其中有许多可资借鉴的成分。墨子毕生锲而不舍地践行勤俭道德的人格魅力为今天公民道德做出了典范。在公民道德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宣传墨子的这些思想,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节约型社会服务。     

春秋战国时期晋阳民族文化

悠远绵长的晋阳文化,其最显著的内涵特质在于厚重浓烈的政治、军事文化色彩。2500余年来,晋阳或作为历代王朝的国都、陪都,或作为护卫王朝京师的军事重镇,皆直接攸关王朝兴灭存亡的命运,政治上军事上处于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公务员对上级违法决定和命令不服从行为特征浅析

公务员法确立了公务员对上级违法的决定和命令的不服从,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现代法治国家公务员与国家是一种职务上的委托关系,上下级之间是法律意义上的领导与服从关系,而不是人身依附关系.在国家政治和公共管理中,公务员服从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是基本要求,不服从是例外,只有对上级违法的决定和命令才可以不服从.公务员不服从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在行使不服从的权利时,应当有一个科学合理的程序.     

中国古代治安体制草创于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初年,管仲在齐国改革地方行政结构,改变官制;调整社会基层组织,实行闾伍制。春秋中后期,子产施行“大治安”方略,将弱小而内乱不止的郑国治理得稳定富强。战国时期,商鞅在泰国推行封建治安秩序,对于全国统一后封建治安秩序的确立,起了先驱示范作用。总之,管仲、子产、商鞅等人为古代治安体制的创建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