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理论基础、现实困境与中国方案

人工智能的发展启动了资本逻辑，在带来巨大贡献和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这就必须要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使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在应对人工智能资本逻辑的过程中，面临着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人工智能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人工智能的伦理与道理规约缺位、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体系尚待完成四种现实困境。这必然要求应对人工智能资本逻辑的中国方案的出场：一是制度安排，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二是价值引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新发展理念，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价值观上的认同；三是道德规约，用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准则与伦理规范来约束人工智能的设计、实验、推广和使用的全过程，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道德上的约束；四是全球治理，构建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利益共同体，构建全球参与、共同维护、共同保障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安全共同体，推动各国“深化交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公共性的本质：共同体协作

从理论脉络、经验时空和认识论三个维度建立类型学谱系的分析框架，对公共性的内涵、路径和体系进行梳理分析，可以更好地回应“公共性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公共性呈现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在理论上，公共性是以公众为导向的价值路径；在时间上，公共性是从本能、感性到理性，从生产、分配到消费，从表达、行动到结果的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公共性是行政-政治-社会的博弈格局和技术-价值-形式的复合结构；在客体上，公共性是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和公共事务；在本体上，公共性是以共同体为归属、以协作为社会关系的存在。共同体利益代表了公共性的价值实质，整体协作是公共性的技术内涵，而共同体协作是公共性的本质。     

《出口管制法》中总体国家安全观原则研究

在多次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我国于2020年10月通过了《出口管制法》,并纳入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原则。该原则与美方在中美经贸摩擦中所提的“国家安全”相比,具有内涵更为丰富、关注国际安全以及关切人民利益等优势,将其纳入《出口管制法》存在一定合理性。但是该原则的适用会受到立法、司法、执法以及国际社会四个方面的限制。为了该原则在出口管制领域的适用,我国应当完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规范司法适用实践、强化执法人员法治意识以及加强国际交流与沟通。     

基层干部需要这种精气神

权力小、责任大,管的面宽、干的事杂,基层干部工作之不易用“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来形容可谓形象。他们处于“凤尾鸡头”,站在“风口浪尖”,上有领导要求,下有群众期待,丁作中“苦累难”有目共睹。最近,一部名为《青云之梦》的电影真实再现了乡镇基层干部的工作现状,讲述了他们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环境整治、扫黑除恶等丁作中的苦乐、艰辛与抉择.     

乡村治理视角下乡村振兴审计风险的表现、特征与管理

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监督方式，是介入并破除乡村治理“内卷化”困境的一种纠偏和反馈机制。受制于自身的审计环境和审计目标，乡村振兴审计工作中客观存在着审计内容难抓“牛鼻子”、审计对象难以“准定位”、审计方式难以“巧适合”、审计处理难以“深奏效”等方面的审计风险。除了一般性的审计风险，乡村振兴审计风险还具有错综复杂性、高度敏感性和明确时效性的特点。从乡村治理的实践角度看，应从合理确定乡村振兴审计工作导向、进一步突出审计工作重点、创新乡村振兴审计工作方法、提出合理化审计建议等方面对乡村振兴审计风险进行有效管理。     

“生命共同体”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探析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科学地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遽然暴发和肆虐蔓延再一次警醒我们要正确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给予高度重视。正确把握“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内涵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可从主体的一体性与多样性的角度出发理解尊重自然的内涵,在顺从规律和违背规律的利害比较中把握顺从自然的内涵,在保护与开发的实践中显化保护自然的内涵,这要求我们在保护自然的实践中兼顾生产与需要的辩证统一。     

将青春奉献给蔡庙

我在蔡庙村已经工作30多年了,从1985年担任村干部开始,我就在想怎么能把村里建设得更好。2008年,我开始担任蔡庙村的村支书。刚上任的时候没什么信心,感觉这么多年村里的经济和环境都没什么大的改观,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2009年,渔薪镇准备建设一个美丽新农村试点。一开始,渔薪镇的试点不是我们村,后来通过我们不断地做工作,积极争取,我们村成为了试点。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互联网经济时代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其中营商环境成为各国高度关注的重要指标。优化营商环境的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增强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更好扩大开放。我国努力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尤其是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当前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存在着法律制度不完善、执法不严以及行政审批效率低、司法监督机制不健全以及审判效率低、公众法治水平参差不齐以及部分市场主体法治意识淡薄等问题。因此,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需要健全市场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以及严格依法行政、保证司法公正和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等。     

从道德经济(学)传统看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话语和治理理论受制于现代政治经济学所设定的基本语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批评者,道德经济学可能为我们反思国家治理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后者强调经济的道德维度,尤其主张经济必须嵌入社会之中,其普遍价值依系于其潜藏的、开放性的社会想象.斯密所开启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商业社会为基础,因此可以相容于道德经济学传统.但商业社会作为社会形态太过单薄,其依托的文明政体又太过弱小,从而引发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风险,并让更高层次的道德经济学出场变得必要.这种道德经济学把现代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构造问题,我们因此需要一种整全性的国家治理之学,以便安顿好市场机制、政府权能、政治权力以及社会公平等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