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属性、内外协调与拜登政府的对朝政策

系统属性与内外协调是美国对朝政策的重要特征,这源于朝鲜半岛地区是一种紧密型的地区体系。冷战结束初期的“一超多强”格局使得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的系统属性较弱,内外协调的特征十分明显。随着遏制中国战略的制定,美国对朝政策的系统属性逐渐增强,对朝政策逐渐失去独立性,开始套嵌于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在内外协调方面,因国内战略共识的形成,内部协调的必要性逐步下降,但因韩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存在,外部协调的特征仍然明显。从冷战结束初期的克林顿政府至当下执政的拜登政府,美国对朝政策整体上的发展轨迹展现出了上述特征。拜登政府执政后标榜其对朝政策以朝鲜半岛无核化为目标,并追求一种精准而务实的方法,但实际上,其对朝政策已全面回归至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战略忍耐”政策,且因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体系的构筑以及对朝延伸威慑的强化,具有“战略忍耐”加强版的特征。拜登政府的这一政策本身内含着其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会刺激朝鲜,使朝鲜的拥核意志更加坚定,另一方面,它还需抑制因“朝鲜威胁”的存在而日渐走强的韩国拥核冲动,以使韩国在安全战略上更加依赖美国,这会促使矛盾和张力在美韩之间以及韩国国内左右政治势力之间产生,激化韩国的党争,进而...     

尹锡悦政府对日政策大调整与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尹锡悦政府执政的一年中,韩日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这是尹锡悦政府主动、单方面调整对日认知和政策的结果。尹锡悦政府认为,日本是韩国的合作伙伴,过去韩日关系恶化的主要责任在韩方,现在有必要尽快使韩日关系正常化。于是,尹锡悦政府将对日关系的重要性提升至仅次于韩美关系的第二位,主动在强征劳工问题、《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等问题上让步,优先恢复和加强安全和军事合作,积极响应美日韩三边合作等。尹锡悦政府积极改善韩日关系的主要目的是巩固韩美同盟、应对朝鲜威胁、共同应对中国影响,并推动韩国实现所谓“全球枢纽国家”的愿景。虽然尹锡悦政府对日认知和政策的一系列调整将极大地推动两国关系改善,但尹锡悦政府的过度让步和日本的响应不足,以及韩国内部、韩日之间存在的双重结构性矛盾,也将继续制约两国关系改善的速度和幅度,并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发挥决定性的阻碍作用。     

冷战时期的美日韩安全三角--准联盟理论与联盟困境的视角

本文试图借助准联盟理论与联盟困境理论对冷战时期美日韩三角间的安全关系作出新的解析。日韩两国的联盟行为及其相互关系受到冷战结构和美国东亚战略的极大制约和规定。通常只有当美国在亚洲的力量相对削弱时,日韩之间才会在美国的诱压和撮合下出现某种互助性的合作行为;而当日韩被美国抛弃的可能性较小时,两国便会努力寻求自身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最大化,其时历史和情感因素将迅速主导两国关系,从而使双边的合作性行为明显减少,甚至出现相互敌对。     

“印太经济框架”:日韩的认知与回应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积极推进“印太战略”布局,为补强经济短板,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这可以被视为美国拼凑的制华框架,具有鲜明的排他性与对抗性色彩。日本与韩国既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国,又是美国的亚太盟国,两国对“印太经济框架”的认知与回应值得关注。总体来看,日韩皆参与了“印太经济框架”的创设并有积极的认知与回应。相较而言,日本在全力支持“印太经济框架”的同时显示了更多担忧,而韩国则在积极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寻求保持独立性。日韩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将导致亚太区域竞争加剧、地区国家选边压力增大、中美竞争加剧等众多负面影响。中国应警惕“印太经济框架”带来的风险,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中日韩地区合作,促进地区共同发展。     

美日韩三国死刑适用状况及刑事政策反思

美日韩三国是目前发达国家中为数不多的依然保留有死刑罪名的国家,三国立法上死刑罪名虽然不少,但原则上均坚守了死刑只适用于最严重的暴力犯罪的底限,并且实践中死刑判决和实际执行率很低,充分显示了司法控制在减少死刑适用方面的巨大能动性。在我国死刑立法明显过当的现状下,借鉴他国经验,注重从刑事政策角度发挥死刑的司法控制功能便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文在寅执政后韩日纷争的表象、根源与影响

自韩国总统文在寅上台执政以来,韩日两国围绕慰安妇受害者赔偿、强征劳工赔偿案、"雷达照射事件"及半导体原材料出口管制等问题纷争不断,其激烈程度从历史清算扩展至现实对抗,超出了以往双边关系的发展实践。此轮纷争既是韩日双边关系发展固有惯性的延续,更是源于半岛局势转圜背景下韩美日三边关系框架的某种失调。不仅导致韩日两国间的政策定位走低、社会认知恶化、交流互访减少以及产品销售受损等,还有可能损害全球贸易供应链,并对地区经济合作造成消极影响。展望未来,此轮纷争虽在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但韩日双边关系也尚不至于由此成为"死结"或是完全"失控"。     

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的动向及影响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通过强化美日与美韩同盟、管理日韩冲突、自下而上发展美日韩多层次合作机制、将日韩嵌入美国多重盟伴体系等方式,加速打造“三边安全机制”。美日韩在军事安全合作、经济安全勾连、外交立场协调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这既符合拜登政府推行对华竞争的战略需要,也是美日韩对乌克兰危机、朝鲜军事活动的回应。“三边安全机制”恶化地区与国际安全局势,危害区域与全球治理,冲击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三国安全合作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但也面临各国国内政治、相互对安全威胁的认知差异等问题的困扰。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发达国家的实践与我国的选择

不断创新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自从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以来,人们在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层面不断进行丰富和完善。发达国家在自主创新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美、日、韩等国家都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我国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引进和模仿技术之后提出了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是进一步提升中国大国形象的重要步骤,在这样的战略引导下中国将快速从富裕走向强大。     

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

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已产生“集群”效应,推动轮辐结构向网状结构转化.本文以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三组三边合作为考察对象,分析了网络化的新进展及其深刻背景,并对三边合作发展为“亚太小北约”的前景作了分析.本文认为,三边合作在机制化以及安全合作的深化两大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源于美国的政策调整、三边关系中双边安全合作的加强以及亚太地区现有多边机制的不足.未来三边合作能否发展为“亚太小北约”取决于美国的决心与能力、双边关系的发展水平以及各方联合对华的程度,中国需对此密切关注.     

美日韩三边合作核心目标转向：从应对“朝核威胁”到“牵制中国”

冷战结束后,美日韩三边合作针对的主要对象一直是“朝核威胁”。然而,拜登入主白宫后,三边合作开始出现“牵制中国”的转向,即主要目标从应对“朝核威胁”向应对“中国挑战”发生转移：三国干预中国台湾和南海问题的态度逐渐公开化,组建针对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同盟的意愿日益提升,在“Quad+”框架下开展务实合作的态势增强,三国各自出台的“印太战略”也呈现一定程度的“合流”。三边合作之所以会转向“牵制中国”,美国外交议程重设和战略手段调整固然是主要驱动力,但日韩国内政治变化也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在拜登政府不断充实其“印太战略”的背景下,美日韩三方联合“牵制中国”的态势可能继续维持甚至有所强化,但鉴于韩国内部共识不足、日韩关系短板依旧、半岛局势恶化倒退和“印太经济框架”内容华而不实等因素的制约,三边合作要彻底向“牵制中国”方向调整不会成功。因此,中国应以沟通为核心要义,减少美国对华战略误判,凝聚和改善中日韩关系,走出一条与美日韩三边合作兼容的共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