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他人，才能幸福自己

人人都想得到幸福,都想生活在美好的天堂里,这无可非议。但每个人的幸福观是不同的。有的人把追求个人幸福建立在自私自利的基础上,只想获取不想付出,其结果是没有付出就没有获取,幸福也就远离于他。有的人则不同,他把幸福建立在真心关爱他人、     

行政人员的自利性分析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行政人员的自利性的表现形式以及原因,并就行政人员的这一不良行为提出自己的一些解决之道,以供参考。     

政府公共性的理想与现实

理想的政府公共性与现实的政府公共性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理想的政府公共性是纯粹的公共性 ,而现实的政府却具有公共性与自利性二重性 ,且自利性是政府无法克服的必然选择。用公共管理理念改造政府 ,是提高政府公共性程度 ,限制政府自利性扩张的有效举措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善恶观

善与恶是道德领域中的特殊矛盾,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它们的内涵也随之改变。善恶的依据来自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并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而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善的底限是:追求自利,保证他利;善有底善、常善、至善的层次之分。扬善抑恶需要法律的强力支持,需要加强教育、奖励和引导。     

政府需要“去利益集团化”

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甚至自身演化为特殊利益集团,并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也并非无可避免的现象。毋庸讳言政府的自身利益,但也要通过法律明确政府利益边界。儒家经典《论语》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     

防卫挑拨的违法性根据与判断标准——以功利主义与罗尔斯的对立为视角

防卫挑拨问题的核心是怎样的挑拨行为能阻却正当防卫,即防卫挑拨的判断标准问题.传统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围绕防卫挑拨的违法性根据展开,但除了具体论证问题外,在论证方法上就防卫挑拨的违法性根据与判断标准未能形成有效的推导关系.对防卫挑拨的理解应回到正当防卫的正当化依据,结合"自利理性人普遍同意"理论,并关注到当代功利主义者对...     

利益均衡导向:论城市拆迁中政府职能的重塑

现行房屋拆迁制度下,为保证城市拆迁顺利进行,合理定位政府职能、明确政府角色至关重要.目前城市拆迁矛盾中暴露出政府职能的错位.对此,首先应该通过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在此基础上区分公益性拆迁和商业性拆迁两种不同类型的城市拆迁行为,进而达到重塑现代服务型政府在城市拆迁中的职能,具体表现为:公益性拆迁由政府主导;而对商业性拆迁,政府归位到"制度保障者、市场环境缔造者和公正仲裁者"的角色.     

政治变革中的“群众”心理

要超越于坚固的既得利益结构,改革者已不可能仅仅从具有保守性、自利性的官僚机构那儿得到支持,而是要"转型"成为具有超越性的政治家,打通政治社会理想和群体心理之间的神秘通道。无论是法国人勒庞,奥地利人弗洛伊德,还是美国人霍弗,这些政治心理学的先知都揭秘过这一点:假如一个社会要实现某种宏图大业,那么,唤起和利用"某种广为弥漫的热情或激情"是不可少的。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中国革命,甚至查韦斯曾经在委内瑞拉所做的一切,皆是如此。保守、维护"既得利益"的政治结构,本能地害怕点燃普罗大众身上的     

规范公共行政行为必须控制政府组织的自利动因

公共行政行为的实施者是政府组织 ,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最高代表者不应具有自利动因。而事实上政府组织因其具有“经济人”特征 ,同样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 ,这种特殊利益往往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日益突出 ,并由此而产生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动因。必须通过控制政府组织的自利动因 ,来规范公共行政行为 ,以达到保证公共行政行为在规范化轨道上健康运行的目的。     

经济人假设在公共领域的适用性论析

围绕经济人假设所产生的诸多争论,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这一理论假设的错误理解。本文认为,经济人假设作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建构的前提和基础,是关于人的动机模式的假设,它反映了人的社会选择和社会行动最原初的动力来自于人对自我利益的理性计算和理性追求。经济人假设既可以适用于人的经济行为取向的分析,同时与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关于人的动机模式的看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也可以扩展到经济领域之外,适用于对人的政治行为取向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