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与普通行政诉讼在证明责任上存在重要差别,现有的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不足以完全解决其中的问题。其中,认定政府信息属于国家秘密的证明责任,依申请公开中关于申请条件的证明责任,信息不存在的证明责任,以数据电文形式提出申请的证明责任,都需要在现有证明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     

美国内幕交易归责理论研究

美国在证券法的发展演变过程中 ,结合证券法中公开、公平、公正、效率的基本原则以及秩序、正义、诚信的一般法律理念 ,提出了禁止、制裁内幕交易所必须遵循的依据 ,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内幕交易归责理论 ,包括平等享有信息理论、受托义务理论、信息泄露理论、非法盗用理论。现在 ,受托义务理论及盗用理论等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证券法采纳为内幕交易的归责理论 ,反映了全球性的主张公平、有效地传播信息的观点已取代了以市场为中心的内幕交易观点     

浅谈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披露公开制度就是披露制度。是上市公司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而依照法律规定必须将其自身的财务变化、经营状况等信息和资料向证券管理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或公告，以便使投资者充分了解情况的制度。信息披露不当会产生民事责任、法律责任，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信息公开与治理效度——基于一项调查实验

高质量公共信息在政府与民众间的开放及流动,不仅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更对政府提升危机应对能力起到关键作用.在本次新冠疫情防治中,各地基本做到了及时公开权威性信息,但信息公开程度有所差异,这对民众的风险防范行为和疫情防治效度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对信息公开与治理效度的研究在理论上缺乏因果机制分析,在方法上依赖观察...     

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辩方开示义务如“邯郸学步”,这是把一种可能无需法律规制的常识判断转化为一种程序规则“。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具有无罪的指向性、整体的意见性以及形态的中介性,这一概念发展了证据形式和证据种类的理论。然而这个规则既无根基也无后果,一方面,在我国官方垄断取证的背景之下“,不在犯罪现场”的辩护不可能对控方造成突然袭击,还可能被认为是狡辩而不受待见,而辩护方的所有取证活动必须汇集到控方的单向证明活动之中才被看做是证据;另一方面,倘若被告人并未履行“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开示义务,尽管出于辩护本能,根本没有这种可能,对被告人而言,也没有相应的惩罚后果。须知在英美法系国家为寻找真相而要求庭前开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也可能事与愿违。因此,在我国“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只关注了为了削弱程序抗辩的证据交换问题,而未考虑辩护方的证据收集能力的前提问题以及控诉方怠于为反对抗辩而积极取证的责任问题。在此背景下,基于无罪推定原则,不在犯罪现场的抗辩是辩护方证否的权利,及早提出可以防止追诉机关的错误积重难返;又基于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反而是控诉方要承担的一个证实的义务,要求其积极核实和审查。     

Police officer attitudes to the practicalities of the sex offenders’ register,ViSOR and Child Sexual Abuse Disclosure Scheme in England and Wales

This paper examines police officer understandings of and attitudes to the sex offenders’ register, Violent and Sex Offenders’ Register (ViSOR) and Child Sexual Offender Disclosure Scheme (CSODS) in England and Wales – an under-researched area in the management of sexual offenders in the UK. This research is an adaptation of an American study utilising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combining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N?=?227) with a series of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N?=?27). The study found that police officers, irrespective of role, were generally supportive of the register, ViSOR and CSODS in principle, but they thought that logistics, practicalities, infrastructure, multi-agency collaboration and public understandings had problematic impacts on the scheme in practice. The participants believed that greater investment was needed in terms of time and resource to make the register, ViSOR and CSODS easier to use and access and thus fit for purpose.     

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与普通行政诉讼在证明责任上存在重要差别,现有的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不足以完全解决其中的问题。其中,认定政府信息属于国家秘密的证明责任,依申请公开中关于申请条件的证明责任,信息不存在的证明责任,以数据电文形式提出申请的证明责任,都需要在现有证明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     

论开放银行数据共享中的信息披露义务

开放银行模式下,数据共享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存在对象和内容两方面的特殊性,个人客户的知情权保障面临信息不对称与信息过载的双重困境。我国有关开放银行的规范将视线聚焦于技术标准,涉及信息披露之核心操作环节的规则处于空白状态。在我国,实践中,各家银行并没有足够的动力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必要对开放银行数据共享中的信息披露义务进行系统构建,这需要结合银行和第三方机构在数据共享不同阶段承担的不同角色,对信息披露义务的具体内容及形式予以明确,并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角度对各类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分别加以规制。     

论制定香港信息公开法

香港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是以一部《公开资料守则》(以下简称《守则》)作为基础制度展开整个公开透明框架。这部颁布于1995年的政府内部指引因没有法律效力、涵盖范围狭隘、没有提供救济等问题广受诟病,制定信息公开法和档案法的呼声在香港日益高涨。从经验借鉴的视角看,香港制定《守则》时的参照国——具有浓厚保密行政传统的英国已顺应国内立法呼声而制定了信息公开立法;从实践必要性的角度看,香港过去几年实践经验表明,在缺少一部信息公开立法的情况下,香港民众通过民主手段获取资料的成本更高,耗时更久;从理论正当性的角度看,香港公民享有正当的知情权,而政府具有通过立法保障该权利的责任。因此,香港信息公开法的出台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     

涉及商业秘密的政府信息公开问题初探

涉及商业秘密的政府信息是法定的公开例外种类之一。与涉及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属于强制例外不同,涉及商业秘密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具有部分自由裁量权。然而,由于缺乏对“商业秘密”、“公共利益”等要件的界定,同时也没有明确行政机关对此类政府信息的审查程序,因此,在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有必要对政府信息公开语境下的商业秘密界定、公开程序的操作设想以及此类信息中的可分割性原则的适用等问题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