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范的法律机制

建立健全法律机制,规范流转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保障农民合法权益、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内在要求,建立健全规范流转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机制关键在于创立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关系机制和法律运行机机制,使流转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制化和规范化。     

公共服务的竞争性外包:比较丹麦和瑞典的政策与执行

本文比较和分析了丹麦和瑞典对公共服务实行竞争性外包的道路。人们通常认为 ,这两个国家不存在或者只有少量的外包现象。但事实正好相反 ,这两个国家都有很长的将公共服务外包出去的历史 ,而且自从 2 0世纪 80年代就开始争论和执行竞争性外包政策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律机制（上）

和谐社会的所有问题都必然归结为法治问题,或者与法治密不可分。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要依靠法律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依靠法律来保障和谐社会的实践,依靠法律来引导和谐社会的发展。可通过构 筑民主与共和的法律机制、尊重和保障权利和人权的法律机制、激发活力和创造的法律机制、公正合理协调利益的法律 机制、确保与重建社会信用的法律机制、维护生态平衡、天人和谐的法律机制、保证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的法律机制、反 腐倡廉、守护认同的法律机制、定纷止争、化解纠纷的法律机制、建构和谐世界的法律机制等来完成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公务员培训的中外比较--一些宏观层面的思考

本文从国际比较和借鉴的角度,对公务员培训中几个宏观层面的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一些个人看法:培训主体应实现多元化,在公务员培训中引入竞争机制;公务员培训的目标定位应立足于知识和技能的提高;增强培训内容的针对性,需要改变主要按级别实施培训的做法;培训者素质提高的主要方向是加强实际经验,培训机构应靠发展特色和"绝活"来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立足.     

大学生村官队伍管理问题研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为例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建立大学生村官队伍管理工作长效机制,使大学生村官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对培养造就经过基层实践锻炼、与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的党政干部后备人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转型中的公益性岗位研究

我国自2002年起开始施行公益性岗位的政策,这一政策对拓宽就业渠道、缓解失业压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目前依靠政府进一步开发和购买公益性岗位的难度很大。本文对国内外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转型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以社区为平台,通过推动购买服务的方式,调动社会组织服务社区和吸收就业的功能,以推动公益性岗位的增加。     

关于我国证券市场中政府行为的分析

本文从我国经济改革与我国证券市场的特点出发 ,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中政府行为的合理性 ,政府行为产生的原因、以及政府行为对我国证券市场运行机制的扭曲 ,并对规范我国证券市场中的政府行为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两个争议问题的比较分析

在"依法治国"及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承包制下的承包经营权,并进行制度的重新设计,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以现行人大法工委物权法第二次审议稿为视角,结合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对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两个争议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了两个相关的结论.     

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建构依据、基本框架与发展趋势

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已经超越经典战略稳定性,向着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演化。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客观需要。彼此战略竞争加剧给中美之间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在美国提高核力量于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将核武器重新作为霸权工具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稳定性面临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减弱,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必要性凸显。中美之间经济深度相互依存,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这为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框架包括建立在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双方经济的深度相互依存、战略互信、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等四根支柱,其中以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为核心支柱。虽然中美战略互信存在短板,但随着中国战略核力量的进步、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继续维持和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的成熟和完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将不断巩固。     

The Greening of the Americas

ABSTRACT

This paper evaluates global capital’s ecological management and extends the assessment to the “green economy,” as developed in the first “green” neoliberal project, in Costa Rica. Costa Rica has been an important “laboratory” for experimentation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using debt-for-nature financial exchanges and other instruments of the Kyoto Protocol. I explore how “greening” can be understood as a new phase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s I go into its five main asp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