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深致远 尽瘁为民

1948年4月22日的延安《群众日报》,刊印了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深入绥德分区专署检查生产救灾工作后在一次领导干部大会上的讲话,题目是《领导者应掌握主动》。细细读来,林伯渠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执着的为民情怀跃然纸上。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把握全局的领导者,真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班开班式上所要求的那样“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林伯渠的讲话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党对生产力科技创新的认识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小生产和传统文化观念中缺少对科技和创新重要性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克服了我们在这方面的历史局限。中国共产党是要帮助中国人民发展生产力的党。只有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变手工生产为机器生产,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才能发展起来。     

中国与东盟共建区域价值链 问题探讨 ——以制造业为例

后危机时代,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出现深度调整,"链主"通过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进行立体式施压,导致中国制造业在现有全球价值链体系中面临嵌入遭低端锁定、重构还为时过早、攀升被围追堵截的三重发展困境。面对"链主"的创新围堵,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与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首站的东盟共建区域价值链成为务实选择。中国与东盟共建区域价值链既有能动性、区域性、依赖性、互补性等基础,同时也面临外部因素、竞争性、动力问题等挑战,中国、东盟应取长补短,从认知、原则、路径三个方面完善区域价值链的顶层设计,按照硬件、软件、驱动"三位一体"的路径,循序渐进地打造区域价值链合作范本,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建构奠定坚实基础。     

廉庄镇:强化“五个一” 防疫复工“两不误”

宁河区廉庄镇强化“五个一”措施,打出一套防控疫情、保障发展的“组合拳”,做到疫情防控不松、车间生产不停,确保防疫复工“两不误”。截至2月26日,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达到100%;到2月底,工业企业全部复工,应复尽复。     

“十四五”时期天津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有效路径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之年。天津应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探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有效路径,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让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果,为“十四五”时期天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识法代言人

沈阳于洪:“三个聚焦”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近年来,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检察院创新探索了“三个聚焦”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新模式,提升服务保障的针对性、精准性和实效性。聚焦司法监督,助力企业堵塞管理漏洞。开辟涉民营企业、企业家案件办理绿色通道,完善案件办理机制,快速受理、优先办理民营企业的申诉、举报和控告。对于涉民营企业的轻微刑事案件,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原则快办快结。建立健全涉民营企业、企业家案件办理全流程跟踪机制,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负面影响,全力维护民营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开发性PPP: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各类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强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逐步成为未来发展趋势。传统PPP模式的广泛运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困境、提升了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但难以满足新型城镇化对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的要求。作为传统PPP模式在中国的创新性实践,开发性PPP在区域的主体功能设计、公共治理以及协调发展等方面做出新的制度安排和策略选择,能更好契合“以人为本”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是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     

正义的转向: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到马克思

作为西方伦理学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把正义视作理性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强调那些形成正义倾向的事物来源于人自身的"我能成其所是"的德性,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是内向性的。黑格尔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内向性正义以"自我沉思"的方式追求正义的局限,主张以法权这一外向性维度完成正义实现的理性必然,但由于黑格尔缺乏对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和剖析,导致其正义理论仍然带有抽象性和片面性。马克思则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剖析,发现了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支配这一隐匿着的资本逻辑,主张无产阶级以革命实践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既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和德性的内向汇通,也超越了黑格尔的正义和法权的外向交叉,在历史和社会的生产方式变革中实现了正义的现实性。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创新系统:基于规划纲要的视角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大湾区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湾区四大核心城市的定位逐渐清晰,"一国两制、三关税区、三法域、四核心城市"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标志性特征。然而,大湾区内部仍然存在体制机制创新不足、治理参与主体协同性不强、创新要素未能自由流动和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尚未形成等问题。如何避免城市间的恶性竞争,实现优势互补,建立更加有效的协调发展机制是大湾区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通过梳理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从制度协同创新、主体协同创新、要素协同创新以及网络协同创新等方面厘清大湾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可以形成跨境区域协同创新系统的理论与实践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