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将青春奉献给蔡庙

我在蔡庙村已经工作30多年了,从1985年担任村干部开始,我就在想怎么能把村里建设得更好。2008年,我开始担任蔡庙村的村支书。刚上任的时候没什么信心,感觉这么多年村里的经济和环境都没什么大的改观,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2009年,渔薪镇准备建设一个美丽新农村试点。一开始,渔薪镇的试点不是我们村,后来通过我们不断地做工作,积极争取,我们村成为了试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1年12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21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2年经济工作。李克强在讲话中对2022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作了总结讲话。会议认为,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非洲:活力几时才重现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2021年非洲经济复苏艰难,恐袭频现,动荡依旧,民生艰难。不过,大国对非洲关注度始终不减。2022年,疫情状况与大国角力态势将深刻影响非洲局势发展,非洲发展活力几时重现也是个未知数。动荡依旧,西方关注度高。2021年,非洲经济增长率大概在3.7%,复苏艰难。     

WTO程序机制改革的 国际法思考

随着全球贸易关系的深度调整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升级重构,WTO改革已成定势。WTO主要成员提交的改革方案或建议均承认WTO体制已跟不上国际贸易局势的深刻变化,但认为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倚重于WTO组织运行机制、贸易政策监督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等程序机制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程序机制对实体规则的适用和实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和影响,因而WTO的改革问题就突出表现为对其程序机制的更新和完善。WTO程序机制存在的功能性缺陷及其法律本源,致使在调整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多边体制运行的公平和效率以及多边贸易关系的新议题和老问题等方面严重失衡,造成WTO成员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变通和转移,并使其现有的决策方法出现公平失真和效率假象。面对困境,WTO应从法律本源入手,修订和完善程序规则,去除与新时代不符的程序要求,确保程序机制能切实有效维护WTO体制的政治价值、法律价值和秩序价值,进而有助于全球经济决策的广泛一致性和良好连续性。     

"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 精准对接与高质量发展

2018年9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合作进入精准对接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非合作不断走向全方位、宽领域和纵深化的新局面,合作内容从过去的聚焦"五通"拓展到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及健康卫生、和平安全等更多惠民新领域。中非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助力非洲的减贫和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为提升新时代南南合作水平及推动国际对非合作发挥了有力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这次会议,是新一轮机构改革后,农业农村系统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年度会议,是一个工作部署会、推动落实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立足新形势新任务新职能,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标决胜全面...     

环境保护与反垄断法绿色豁免制度

企业间环境协议是实现特定环境目标的有效手段，但也存在限制竞争的风险。反垄断法规制企业间环境协议，必须协调好环境目标与竞争目标的冲突。基于经济、法律与环境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地位，反垄断法的实施应当整合环境保护的需求。为此，一方面需要对满足特定条件的环境协议排除禁止性规定的适用；另一方面要利用豁免规则，将环境收益纳入效率抗辩的范围之内。在判断是否给予环境协议豁免时，可以对环境协议的目标、其中包含的限制行为的性质、是否促进了经济效率及其对消费者的影响，以及限制竞争的程度是否合乎比例原则等内容作出审查。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也规定了环境协议豁免制度，但在豁免标准与豁免条件的设定上，既没有充分考虑环境收益的特殊性，也没有施加比例原则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