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为落实“十四五”规划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即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十四五”时期是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做好这一时期工作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要意义。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扣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终身监禁探析——性质、司法适用与两种可能的规定路径

《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终身监禁,其法律性质在动态上表现为"终身监禁是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一种情形的例外规定",在结果意义上表现为"不得减刑、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有些学者将终身监禁表述为一种"特殊刑罚措施",这种"特殊性"应当就表现在终身监禁与死缓制度、无期徒刑执行制度这种动态上和结果意义上的联系上。在重大立功的适用方面,死缓期间犯罪人有重大立功情节,应当在缓期两年期满后减为有期徒刑,但是在无期徒刑执行阶段,终身监禁者不得因重大立功否定终身监禁具备适用的法律依据。终身监禁与死刑的废除紧密关联,在部分废除死刑罪名的当下,应当整合终身监禁与限制减刑的价值功能;在未来死刑全部废除的情况下,可以将终身监禁作为一种独立的刑罚种类予以规定。     

从“一带一路”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遇与前景

在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东亚地区局势变化、日本拓展海外市场的诉求增强、"一带一路"先期成果显著的情况下,2017年春季以来中日关系呈现改善势头,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变化。中日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对接合作的氛围升温,开始进入务实性探讨和初步合作阶段。2018年10月,安倍首相正式访华,中日双方签署了五十多项有关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在基础设施、金融、物流、能源环保、产业升级、现代农业、电子商务等领域将逐步开展合作。今后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过程中,将面临一些挑战,如美国因素干扰、中日关系不稳固、中日制度性差异、第三方市场不确定性、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等,需要中日两国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和阻力,促进中日关系良性运行,在合作中求同存异,携手共促本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重新理解"国家所有":类型、依据及其绩效风险

就其来历而言，“国家所有”存在着三种类型。对中国而言，“国家所有”的依据可概括为： 国家所有即为全民所有，人民民主，公民拥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基于此，重新理解国家所有，明确在规 范与事实、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的绩效风险，发现并规避这些风险，对于公法和私法同样意义重大。     

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扫盲运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2018年,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4.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48.1%,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国实现了从文盲半文盲大国向教育大国的历史性跨越,正向教育强国迈进。70年沧桑巨变,当时光回溯到70年前,在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上,新中国又是如何通过扫盲运动,建立起文化自信和建设激情的?     

筑牢疫情防控的法治法治堤坝

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