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共进 未来属于我们“第五届中国律师论坛”嘉宾演讲摘要

罗志力(香港律师会会长)我们这个论坛的主题是“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一个崇高的理想,当然讲到这个理想,我们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律师担当的角色需要我们正视和研究,在香港有人说,律师工作的模式是对抗性的,我们回答说,目前对抗的不是律师,而是一个社会里面必然存在的矛盾。在社会发展方面而言,我们一方面需要保持安定,但同时要了解意见的声音,可以推动改革。在商业方面有一个夸张的讲法,就是商场如战场,而同行如敌我。在这个环境之下,律师应该担当一个怎样的角色呢?我们应该在一个公平的前提下化戾气为祥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要害怕竞…     

刑事错判证明标准的名案解析

错判的发生具有普遍性和蛰伏性,错判的认知具有模糊性和对抗性,因此我们需要明确认定错判的证明标准。通过对美国、英国、德国的错判证明标准的实例解析,可以看到,其在认定错判的时候都不适用刑事诉讼中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而且认定错判的证明标准都低于     

法治视角

国外如何调解处理医疗纠纷 近年来，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医疗纠纷的发生率都处于上升状态，而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医疗纠纷不仅会占用大量的司法资源，而且成本高昂、程序复杂、对抗性强。目前，通过调解缓解医患矛盾、解决医疗纠纷，成为世界上多个国家主要采取的方式。     

论人与自然和谐以及人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决定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和谐,同样,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也决定着人与社会关系的对抗。人类只有通过改变其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将人与自然的这种对抗性关系转向和谐性关系,进而才能建立起一个美满和谐的社会。     

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保护的类型化及其路径--兼谈《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第114条的修改

对体育赛事转播权是否具有可版权性的探讨，不应限于体育赛事的竞技性或身体动作的功能性而一概拒绝给予版权保护。合理的分析逻辑应是对各式各样的体育赛事进行类型化，根据体育赛事是否具有艺术美感价值类型化为对抗性体育赛事和艺术性体育赛事。前者主要是竞技性的，不属于可著作权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运动员们的动作表达并不是表达特定思想，故不属于著作权法中的作品。后者基于其艺术和美感价值，进入了可著作权的领域范围。在满足艺术与功能可分的情况下，应具备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可能性。鉴于对抗性体育赛事所蕴含的巨大经济利益与著作权法保护的独创性表达利益并不相同，因此，其不受排除规则的限制，并不因此进入公共领域，而是可以基于《民法通则》的规定作为一种新型民事权益受到保护。视侵权人和体育赛事组织者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权利人可以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或者《侵权责任法》第2条的规定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反观正在征求意见的《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其第五章其他民事权利客体有关“信息”的规定仍有局限性，无法包容体育赛事等新兴民事权益，故可以修改为更具包容性的“信息等无形财产权益”。     

浅谈《律师法》修改对刑事诉论理念的影响

概言之,《律师法》的修改,进一步增强了刑事诉讼活动的公开性和对抗性,对于完善律师及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促进民主法制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律师法》中关于会见权的规定,表面上看,是突破了《刑事诉讼法》在侦查阶段对律师会见权的种种限制,     

对抗性外交、战略框架转换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以《八一七公报》谈判为中心

中国的"联美反苏"战略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倒退,引发了对台军售问题的谈判。为维护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中方确立了在双边框架下施压的方案,形成了强制性外交的局面。但这个方案对美施压低效缓慢,最终中方被迫转换到战略框架以寻找筹码,开启对苏缓和,打破谈判僵局。谈判的成功关键在于中方从对美政策的双边框架转换至战略框架寻找筹码。战略框架的调整结束了"一条线"战略,中国开始按均势原则经营大三角关系。谈判的成功也证明了中国以外交方式处理中美关系和外交摩擦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大国外交既要坚持外交的和平本质,又要充分利用丰富的筹码,灵活调整对外政策。     

对警察死亡问题的理性分析

警察死亡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及各实战部门关注的热点。每年有较大数量的警察牺牲,严重影响了警察的形象和战斗力,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因此,有效地遏制警察死亡的数量,对打击犯罪,保护自己,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诉讼模式与审判程序的类型化勾连——以“证明标准”为分析主线

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司法理论与实践已经形成对抗性司法模式、协商性司法模式与恢复性司法模式并存的格局,同时也存在着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这三种审判程序,在刑事司法日趋"精致化"的今天,有必要对模式、制度、程序以及背后的刑事诉讼理念进行勾连以实现相互之间关系的理顺;而进行类型化勾连主要依靠的就是能够贯穿刑事诉讼侦查、审查起诉与审判三阶段的证明标准,为此勾连出了对抗性司法模式——控辩式庭审制度——普通程序;协商性司法模式——辩诉交易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速裁程序;恢复性司法模式——刑事和解制度——简易程序(改良后)三条路径。     

《刑法》第306条存废之我见——基于辩护律师的视角

从本质上看,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辩护权的延伸,其最终目的是更好地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但是,1997年《刑法》增设的第306条,使得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很难充分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案件很难得到充分的辩论与质证.这一立法设置不仅使我国律师的社会公众形象产生消极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刑事诉讼结构的控辩对抗性造成一定的破坏.《刑法》第306条把辩护律师处于不公平的诉讼地位,不符合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正义和法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