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金刑在近代刑法中的确立——以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的相关规定为视点

清末10年修律,首当其冲的就是刑事法律的改革。1907年10月,沈家本主持的修订法律馆上奏中国近代第一个刑法草案——大清刑律草案,在中国刑法史上第一次将罚金确定为五大主刑之一。从1908年到1910年,中央各部院堂官、地方各省督抚、将军都统陆续上奏对大清刑律草案的签注意见,其中涉及罚金的主要问题有:罚金定为主刑问题、罚金单位和等级问题、罚金易刑问题、罚金适用的过轻与过重问题、罚金与赔偿金的关系问题。回顾和分析罚金刑在中国近代刑法中的确立过程,将使我们在微观层次上对“会通中西”的法律变革原则有新的体悟,并有利于对近代“礼法之争”的再认识。     

英美法系与中国的法人越权原则之异同

法人越权是指法人的行为超出了章程规定的目的范围。其中如何平衡投资者、法人及交易相对人的利益是关键问题。研究英美法系的主要国家对法人越权问题的研究发展状况 ,可以对我国应采取的措施有些启示     

胡志明的大团结思想

本文主要介绍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一生中提倡的关于民族大团结的主要观点，并谈了作者的一些体会。     

灵渠历史价值的重新定位与文化战略的民间实施

我国秦代有两项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安宁的伟大工程,即长城与灵渠。从文化特色上看,长城体现的是保守型的文化思维,而灵渠则借助运河的沟通,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开拓性。这两项工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为推动中华文明的进步与繁荣均作出过卓越贡献。但是,今日之国人却多知有长城而鲜知有灵渠。不光是普通百姓对灵渠知之甚少,即便是理论界的一些专家学者能对灵渠做系统研究的也不多,故对其历史价值定位及文化开发,尚需进一步深入探讨并重新认识。     

柏拉图与大战略的历史源起

大战略是人类社会政治斗争的高级形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可从历史深处发现某些大战略思想的源头。柏拉图是西方大战略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起点，他不仅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战略家，也是当时地中海世界人文主义者集团的政治领袖。他用自己的知识论创立了人文主义大战略的纲要，并通过实践哲学加以检验，以证明其正确性和真理性。柏拉图最早揭示出人类的历史是理性发展的历史，理性是人和社会生存、进步乃至产生文化、文明和科学的源泉。但同时，人类的历史也是反理性的历史，理性与反理性的斗争是世界历史的主线。柏拉图所创建的“雅典学园”是青年政治领袖的培训基地，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文主义政治家。柏拉图去世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雅典学园”的指导下，按柏拉图“共和国”思想描绘的宏图远征波斯，写下了世界文明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从战略学意义上说，柏拉图的大战略是对古代人文主义集团数百年的知识积累和结晶，是针对古代地中海世界统治集团的策略而制定的反制战略。亚历山大远征波斯，则是充分借助了统治集团的大战略而实施了人文主义大战略，从而取得了无与伦比的伟大成就。任何一项大战略，总会伴随着一项反制战略。在当今这个“大战略时代”，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深入研究、理解和认识大战略。     

《大学》文化精神对当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启示

《大学》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蕴含着丰富的廉洁思想,对当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开展具有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大学》中的"内圣"主要指内修向度的廉洁修身,是当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基本要求;"以义为利"的价值观念是大学生实现廉洁行为的关键,是内修与外行的桥梁;"外王"主要指外行向度的廉洁修身实践,是大学生实现廉洁行为的过程和路径。     

大治安经略须善用一、二、三大智慧

一、二、三,等等,都是智慧的结晶;＂一点论＂、＂两点论＂与＂三点论＂,皆属颇有智慧的思维方式。＂一点论＂注重同一,＂两点论＂注重斗争,＂三点论＂注重和谐。大治安经略,须善用＂一点论＂、＂两点论＂与＂三点论＂等大智慧。兵不在多而在精,兵不在精而在用。能人点石成金,高手撒豆成兵,战场用兵的要旨在于据兵性而善用。大治安经略,须善用＂一点论＂,形成社会治安防控的一个系统;善用＂两点论＂,组织社会治安防控的猫鼠博弈;善用＂三点论＂,构建社会治安防控的三角和谐。     

1989-2029年大转型——可以更好或将会更好吗?

本文对中东欧国家自1989年以来发生的后社会主义制度转型进行了理论和现实的阐释,考察了其历史特性,批驳了该地区已经在制度上成为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的论点,而认为中东欧国家在转型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章强调,后社会主义市场转型进程不会呈直线型发展.在现实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市场改革与后社会主义市场转型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只有在更加精确地确定目标,同时不是将制度转型当作是自我实现的目标的前提下,不同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才会取得更好的转型绩效,否则会朝相反方向发展.     

Parallel publics? Support for income redistribution in times of economic crisi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dynamics of support for income redistribution in Europe. With European Social Survey data spanning 2006 to 2012, it assesses whether the Great Recession resulted in substantial parallelism or increasing polarisation in preference change across various sub‐publics. After introducing hypotheses based on claims that social groups are affected differently by economic insecurity, the article proceeds in two empirical sections. First, whereas prior research suggests that hard times fuel diverging attitudinal patterns, it is found that income groups, ideological groups and educational groups did not shift differently over time during the first years of the crisis, thus providing strong evidence for the ‘parallel publics’ hypothesis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and in times of economic turmoil. Next, the article addresses the extent to which change in aggregate support for redistribution came from changes in small minorities of the population, supposed to be more responsive to their economic environment. Using multilevel analysis, it is shown that the most educated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the overall change more than the others. As a result, they may have been partly driving the economic mood during the first years of the Great Recession.     

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

实施西部大开发 ,人才至关重要 ,少数民族干部是西部开发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要求 ,实现西部开发的宏伟目标 ,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 ,改革培训方式 ,加大培训力度 ,努力提高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充分调动和发挥少数民族干部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做好民族工作的骨干带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