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的“送去”与“拿来”——读史景迁札记

<正>80年前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杂文《拿来主义》,稍念过点书的人大概都读过。先生谈了当时中国人的"送去主义",并主张和强调"拿来主义"。那么,外国人或者说西方人是否也注重"送去"和"拿来"呢?最近,读美国的中国近代史专家史景迁的著作《改变中国》和《大汗之国》,对此颇有些感触。在笔者看来,《改变中国》体现的就是西人的"送去主义",而《大汗中国》论述的则是西人的"拿来主义"。     

丁韪良历史评价中的多重身份视角

晚清民初传教士研究的历史评述中存在着或左或右的偏颇,历史评述中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碎片性与整体性之间的矛盾一直如影相随,挥之不去。对于这一历史时期颇有影响力的传教士丁韪良,可从多重身份视角综合地进行评述,结合史料分析其多重身份的冲突与兼容,力图从中找出其各种身份之间的联系与对立,以期更客观地看待这一时期传教士的跨文化传播活动。     

从惠顿的《国际法原理》到丁韪良的《万国公法》——近代中国国际法译介新探

美国驻普鲁士前大使、国际法学家亨利·惠顿的《国际法原理》一书在面世后的百年间(1836～1936),通过不断再版和修订,成为国际法学科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对国际法学科做出了持久性的贡献。由丁韪良翻译的该书的中译本《万国公法》影响巨大,在其传播过程中,时常出现读者“只知译者丁韪良,不识作者惠顿”的情况。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界有关丁韪良和《万国公法》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对惠顿和《国际法原理》较少涉及。此外,由于缺乏对一手材料的溯源和掌握,我国学界在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的问题上看法不一。本文主要依据惠顿和丁韪良的档案,以及《国际法原理》和《万国公法》在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的诸多现存版本等材料,梳理惠顿的生平,分析《国际法原理》的成书、评价与影响,以期厘清《万国公法》的成书过程、翻译意图、翻译蓝本等问题。     

晚清在华美国传教士与近代西方国际法的传入——以伯驾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由于种种原因,外国传教士成为重要媒介。在近代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晚清寓华美国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第一位来华医学传教士伯驾翻译国际法的活动为中心,兼及丁韪良,论述了寓华美国传教士对近代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所作的重要贡献及其对晚清外交和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影响。     

“先秦国际法”研究与中国“世界图景”的重建——从丁韪良到陈顾远

从晚清到民国,出现了一股持续半个世纪的"先秦国际法"研究思潮.丁韪良试图通过附会"中国古世公法"使中国人接受近代西方普遍主义公法观,置换中国人传统的"世界图景",从而将中国纳入到正在扩展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晚清士大夫试图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建构新的"世界图景",以儒学的内在脉络作为建立普遍主义世界观和公法观的依据.陈顾远试图在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基础上,通过与西方国际法概念的部分对接,重建中国人的"世界图景",在西方普遍主义与儒家普遍主义之间寻求折衷.这些不同关切的实质都指向了如何重建中国人的"世界图景"这一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