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腹便便是福相?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有着"将军肚"的人,大腹便便,虽然这些人很肥胖,但他们当中有些对自己的体型并不在意,还觉得这种"将军肚"是一种福相,但真的是这样吗?"将军肚"有哪些危害?"将军肚"又名"啤酒肚",在西医上属于"腹型肥胖""内脏型肥胖"。2020年流行病学研究调查显示,根据我国的诊断标准,成人肥胖患病率已高达12.1%。过量的脂肪不仅可以沉淀于皮下,也会出现在内脏器官,如胃、肠、肝、肾等,形成"内脏型肥胖"。     

《出口管制法》中总体国家安全观原则研究

在多次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我国于2020年10月通过了《出口管制法》,并纳入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原则。该原则与美方在中美经贸摩擦中所提的“国家安全”相比,具有内涵更为丰富、关注国际安全以及关切人民利益等优势,将其纳入《出口管制法》存在一定合理性。但是该原则的适用会受到立法、司法、执法以及国际社会四个方面的限制。为了该原则在出口管制领域的适用,我国应当完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规范司法适用实践、强化执法人员法治意识以及加强国际交流与沟通。     

收入平等的制度基础:主体行为的视角

制度广义上包括个体的思想意识和政府的政策规定。缓解收入不平等,既应注重微观个体的意识重构,又应侧重政府层面的政策设计,因此,从主体行为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涉及制度基础的、追根溯源式的创新性尝试。文章的观点是:第一,缓解收入不平等应遵循一种“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即经济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和可获得的资源禀赋,去实现自由发展;第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低收入者既应合理地看待不平等现象,又应通过积极努力以实现向上流动;高收入者则应有效地降低社会阶层间的心理割裂,同时又应主动地补偿低收入者的资源耗损;第三,政府应设计并遵循“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应搭建经济个体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发展平台。     

在培训机构训练中受伤不适用自甘冒险规则

【裁判要旨】受害人在营利性体育培训机构中受伤,由于营利性机构具有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加之培训、排练等活动不同于正式比赛,风险可控,因此,不应允许培训机构以自甘风险为抗辩而免责。如果受害者自身存在过失,应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判定赔偿责任。     

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等与夏普株式会社等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管辖权异议纠纷案

[裁判摘要]一、在确定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条件纠纷的管辖时,可以考虑当事人就涉案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磋商时的意愿范围,许可磋商所涉及的标准必要专利权利授予国及分布比例,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者的主要实施地、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营收来源地、许可磋商地,当事人可供扣押或可供执行财产所在地等。     

论监狱安全稳定长效机制的构建

保障安全是监狱的基本功能,是罪犯改造的基本前提,虽然监狱用于安全防范的投资越来越多,但监管安全事故屡有发生,所以有必要研究探索监狱安全防范机制建设的新思路、新途径,使监狱管理的各项资源能得到优化利用,形成化解矛盾和防范事故的新机制,以确保监狱安全稳定的长效机制,促进罪犯改造质量的提高。     

论“行政机关”的认定——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对“规制国”下权力控制与秩序保障的需求，美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了行政机关的范围，并提出以权力标准作为适用门槛。法院在处理越来越多的合作治理、外包等现象所带来的问题时，逐渐将“行政职能”标准和“监管关系”标准确立为解决问题的判例法，并切实起到了控权、规制等客观功能。整体观察行政机关的认定标准，可以发现其存在从组织属性转向事务属性、从单方审查变为参与式审查的结构性变迁。我国关于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     

德国的互联网食品贸易监控以及启示

近年来互联网食品贸易发展十分迅速,这也为食品监控部门提出了新挑战。本文分析了德国为保障互联网食品贸易采取的监控措施,梳理了互联网销售食品、饲料、化妆品、日用品及烟草产品监控中心(G@ZIELT)的成立、职能和运行以及德国联邦消费者保护与食品安全局和其他机构合作推广的质量验证章。德国互联网食品贸易监控采取的建立统一监控中心、监控互联网食品经营者的资质以及推广质量验证章的措施给我国的互联网食品贸易监控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障研究——从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帮教机制切入

公诉权由检察机关行使意味着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权应赋予检察机关,而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下的NGO负责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日常考察帮教工作,既可以充分发挥NGO的专业人才优势,又可以避免"多头负责"的弊端。基于降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和促使其改过自新的立法宗旨,检察机关有权根据其在考验期的表现,适时地在法定幅度内延长和缩减考验期。附条件不起诉的帮教工作绝不是独断的、教条的或家长式的灌输,而是引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欲望信念作出反思评估;更是通过某些优秀人物的示范作用,在他们内心产生某种道德感动,进而启迪他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