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共同担保中内部追偿规则的解释论

我国《民法典》第392、699条分别对混合共同担保规则和共同保证规则进行了体系化的规范设计。“物权编”混合共同担保规则延续了原《物权法》第176条，并没有规定共同担保人内部的追偿权；“合同编”有关共同保证的规定，对原《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确定的共同保证人内部关系进行较大的突破。在解释方法上，应侧重于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作出有利于制度生存和商事交易需求的解释。基于债法理论和法律适用的需要，共同保证人之间享有内部追偿权；对于混合共同担保，基于债权人实现债权中“物保与人保平等”的原则和承担担保责任后对债务人债权性质相同的特点，共同担保人之间也应享有追偿权，应类推适用共同保证的法律解释规则。     

普通共同诉讼的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

我国普通共同诉讼的实体要件过于单一,限于诉讼标的同一种类;程序要件较为僵硬,要求当事人与法院双重同意。这就使普通共同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成立,适用范围比较狭窄,既难以发挥合并审理的诉讼效率功能,也无法承接必要共同诉讼的程序边界。普通共同诉讼的理论重构应当注重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前者须合理协调当事人的程序异议权与法院的程序裁决权,限制合并管辖的适用情形,区分合并管辖与合并审理的不同定位。后者须明确普通共同诉讼与必要共同诉讼的进阶性顺位关系,必要共同诉讼应以合一确定的必要性而非诉讼标的共同为判断标准,普通共同诉讼须以诉讼标的同种且基础事实同种、基础事实同一或基础事实存在牵连关系三者作为合并审理的客观标准。     

代位析产纠纷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本文从代位析产制度的属性,以及现行法所采取的诉讼模型出发,分析该制度与分家析产、共有物分割、债权人代位权三类诉讼的联系与差异,并就该类诉讼是否以查封共有财产为前提、管辖法院如何确定、被执行人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涉及的可分共有关系包括哪些、代位析产中共有财产的范围如何确定、被执行人或轮候查封的申请执行人能否提起此类诉讼,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时能否提起此类诉讼、共有人达成共有物分割协议的,法院又应如何处理等诸多实践中的争议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供了解决方案。     

共创两岸农业合作互利双赢的新局面——在两岸农业合作论坛上的演讲（2006年10月17日）

尊敬的连战荣誉主席和夫人,尊敬的国民党各位副主席,尊敬的钟荣吉荣誉副主席,尊敬的郁慕明主席,各位来宾,各位朋友:10月的海南,椰风送爽,景色怡人。今年4月,国共两党有关方面成功举办两岸经贸论坛。今天,双方又在这里与亲民党、新党以及两岸农业界人士、有关专家学者再次共襄盛     

论共同侵权行为之“共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们之间的交往趋于频繁,由此也诱发了侵权问题的复杂化。如何准确认定共同侵权行为取决于我们对“共同”的理解,理论界为此提出了不少观点。《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在批判、吸收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评判标准,其进步意义应予肯定;但在判断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致同一损害结果时,应以损害是否可分作为认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标准。     

论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状况、特征和走向

两岸经济关系问题，是两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经过近20年的发展，大陆已成为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顺差来源地，台商对大陆投资的数量强劲增长，区域相对集中，单体规模加大，增资扩股较多，且由出口加工型向市场占领型拓展，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金密集型拓展，第二产业向一、三产业拓展。两岸产业正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变。究其原因，互补互利是基础，依存依赖是原动力，经济全球化是外在力量，地缘亲缘是人力量。入世后，两岸经济关系将有新的发展，近期而言，两岸贸易和投资将进一步增长，两岸投资将向科技型、服务型、内销型、双向型转变。远期而言，将加快两岸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逐步架构“大中国自由贸易区”。     

2005年两岸关系发展特点综述

2005年的两岸关系，可谓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以春节包机直航的突破开局，以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三·四讲话”、全国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台湾泛蓝三党主席相继访问大陆与中共达成交流共识为重点，以“双亚”赴台参加前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的吊唁仪式、大陆开放台湾水果零关税登陆、宣布赠送两只大熊猫、对台湾学子赴大陆求学实行同等待遇、简化台商台胞赴大陆通关手续、文化名人李敖大陆行、两岸经贸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空前活跃等为“链接”，以泛蓝在岛内“三合一”选举中大胜为结局，——在在意味着两岸关系进入了转折点暨新阶段，坚冰正在悄然融化，前景令人期待。总括一年来的两岸关系，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论组织犯及其刑事责任

组织犯是位于实行犯的背后,实施组织、领导、策划和指挥行为的幕后者,其对实行犯实现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具有“支配或控制”作用,因而具有正犯之性质;也正是这种“支配或控制”性要素的存在构成了组织犯承担刑事责任的正当性根据。鉴于我国立法和对组织犯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及范围不明确,司法实践状况比较混乱,应以“支配或控制”要素的有无和“支配或控制”力的大小为根据,确定组织犯刑事责任范围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