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晚期朴学的延续与流变

19世纪中后期,即在道成以来,朴学仍具有相当的活力,甚至同光年间,其流风余韵一直未断,取得了不亚于乾嘉时期的学术成就.考据与义理会通、考据与经世贯通成为此期朴学流变的显著特征.     

中日“耻感”文化的伦理考究

中日两国的文化都属于"耻感"文化,日本曾借鉴了许多中国的文明。然而,今天中日两国却各有各的文化特色,各有各的民族特征,中国的"耻感"文化集成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将"耻感"与个人的内在相结合,日本则因为强调"礼忠"而限制了"耻感"文化的发展。     

试论东汉前期的公羊学

东汉前期的公羊学,将"<春秋>大义"神圣化,与谶纬结合更为密切,以维护封建皇权统治,干预社会生活.公羊学由此得到统治者的首肯与扶持,一个时期内呈现出繁盛的景象.但这种学术与政治的联姻,却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公羊学的健康发展,主要表现为公羊学的章句之学发展迅猛,义理之学发展趋于停滞,以及公羊学日趋固化,进而成为僵死的教条.尽管一些公羊学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采取删减章句、援引其他各家思想弥补自身义理之不足等措施予以补救,但却收效甚微.东汉前期公羊学的这些特征,使公羊学在今古文之争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也潜藏着危机,并铸就了其在东汉未年彻底衰落的命运.     

《周易正义》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略谈

《周易正义》是易学乃至哲学发展到唐代时期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不仅表现出融合象数和义理两种注经方式的解易倾向,而且是儒道合流发展到唐代的一个具体展现形式,并且对宋代易学的注经方式起到了方法论上的指导作用,同时保存了大量易学资料。这与唐初大一统的历史环境和儒、释、道三家并行于世是一致的。     

牟宗三的人性论思想

牟宗三先生的人性论有三层:最高一层是义理之性,是先验而纯粹的道德理性;较高层是气质之性,较低层是指饮食男女的生物本能之动物性。后面的两层统称之为生之谓性,是经验的实然的人性。牟宗三先生用自己的人性论思想对中国思想史进行了总结;并给予现代化,把西方"人是理性的动物"作了中国式的解读。     

春秋决狱———从实践出发的审判思路

先秦时代所形成的《春秋》等经典实是先秦时代人们长期实践经验的写照,而《春秋》决狱正是通过对以往人们实践经验的再阐释来平息争端、解决纠纷,达致各方利益平衡的.从尚存的春秋决狱的六个案例中可看出,从实践出发,针对具体案件,解决纠纷才是审判的实质所在.     

用创新的理论指导创新的实践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突出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沦品质学习“七一”讲话，努力实践“三个代表”，要与楚雄彝州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创新的思维理解创新的理论，用创新的理沦指导创新的实践，力求做到五个创新。     

诠释与转换——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新发展

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一直在发展之中 ,但已有的方法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其学科发展的要求和步伐 ,因此 ,新的研究方法对其来说是必要和关键的。我们提出实证诠释和转换的方法 ,把中国心理学史从过去的义理诠释推进到实证诠释 ,把挖掘的原则扩大到转换 ,从而使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能更好地为现代人服务 ,同时 ,在心理学的方法论中 ,还可以起到促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的作用     

试析乾嘉学者的文献研究与义理探索--以凌廷堪、阮元为中心

清代学术以乾嘉汉学为中坚,乾嘉汉学又以文献研究为最大特色。汉学家普遍重视文字音韵、章句训诂、典章制度的研究。比较严格地从经书的文字、音韵、训诂出发,来寻求经书义理。凌廷堪和阮元,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重视文献考据,强调实事求是,坚持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致力于阐发其中蕴含的圣人之道和儒家学说的原有涵义。其研究方法和学术成就,集中体现了乾嘉汉学从文献考据到义理阐发的学术路径,也深刻反映了乾嘉学者以文献研究为基础的义理探索的特色以及一代学术自身的局限。     

“封建社会”是一个筐

中国史学一直不能摆脱一样东西，我们姑名之“义理”。这便是梁启超所说“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这个思路，是我们史学的鼻祖孔子开辟的。他老先生作《春秋》，终极目标不在历史事实本身，而在“使乱臣贼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