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法律规范:刑事值班律师制度适用问题再反思

目前我国刑事值班律师制度规范背后折射出有权机关抑制辩方权利的倾向。根据法律规范意旨,只要被追诉人没有辩护人,国家就应“强制指派”值班律师介入案件。将“约见”解读为国家指派值班律师需以被追诉人申请为前提,这混淆了律师会见与介入案件的关系,且将国家责任转嫁给个人,弱化了对被追诉人获得最低限度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相关规范性文件将值班律师阅卷权能限定为“查阅”,但基于法律援助法第37条的文义、控辩平等之程序公正底线要求等因素,值班律师阅卷权能还应包括“摘抄”“复制”。《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值班律师有量刑异议时,只要其认可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就应在具结书上签字。这是对值班律师功能“见证化”的公开宣示,与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意旨以及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量刑协商的改革要求相矛盾。值班律师应被赋予拒绝签字的权利。“实质性参与”应是目前完善值班律师制度的基本方向。     

新《法官法》背景下湖南省法官健康权保障实证研究

新《法官法》出台以后,湖南地区针对法官职业保障问题实施了诸如设立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收效甚微。当前法官健康权保障状况不容乐观,多数一线法官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心理压力过大且没有疏解渠道。此外,因其职业特殊性,法官的人身安全还面临着较大的威胁。法官健康权事关司法公平正义的实现,保障法官健康权也是当前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湖南地区应采取扩充法官职业队伍、建立法官心理健康服务机制以及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措施,实现对法官健康权全方位的保障。     

《律师的幸福生活》专题报道之一--明炬:“家文化”造就的温度律所

两年前,美剧《疯狂前女友》第四季中的一首歌曲《千万别当律师》,让诸多美剧迷的耳朵怀孕的同时,也将律师这个特殊职业难以获得幸福的问题抛到了社会公众面前。然而,在一些律师看来,幸福其实很简单。本期专题报道五位律师以自己的执业故事精彩演绎了做律师,至少在明矩律师事务所做律师,即便做不到“幸福满满”,幸福也一定会来敲门。让我们跟随他们,一起寻找打开律师行业幸福大门的钥匙吧!     

点亮金海湖畔的司法之光

金海湖三面环山,峰峦叠翠,云影波光,因地处大金山之南、海子村之北而得名,总库容1.2亿立方米,是北京市第三大水库。金海湖人民法庭位于北京市最东边的生态涵养区内,地处京、津、冀交汇处,成立于2004年10月,辖区面积278平方公里,是北京市最东边的法庭,现有法官3人,法官助理及书记员7人。     

论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对法官履职是否构成违法审判提供专业意见,是完善法官惩戒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制度创新。对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定位与职能,学界的建议与实际的制度建构并不完全一致。各地在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的过程中,因对其法律地位的理解不深、不透甚至存在偏差,导致其处于“无功能”的状态。作为一个全新的制度设计,在有域外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吸收其有益经验,再根据中国现实国情来建构,是制度建设的有效途径。当前,应根据修订后的我国《法官法》对法官惩戒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在明确法官惩戒委员会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在设立主体、委员构成、设立模式上下功夫,并做好与其他职能部门的衔接工作,确保法官惩戒委员会依法建构并保证制度得以顺利运行。     

做高效律师,这五个技巧请收藏

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量很大,"忙"是律师这个职业最核心的词汇。我看过很多讲授提高工作效率的书籍,其中提到的很多方法和技巧都很好,但总感觉离律师职业的工作、生活有点儿远,不太实用。经过在实践中摸索,我发现,其实律师工作效率的提高就体现在对一件件小事的用心上。以下是我总结的五个小技巧,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完善法官选任制度 为审判权正确行使奠定组织基础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以下合称“两个条例”)这两部重要的党内法规,着力强化党对干部工作和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党管干部、党管机构编制作出制度性安排,对于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搞队伍,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两个条例”是干部选拔任用和机构编制工作的基本遵循,也是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基本遵循。     

行政执法案卷评查之主体分析

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是行政机关进行内部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案卷评查主体应当是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和工作人员,实践中却存在着将该工作委托给社会律师完成的不合理现象。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具有强烈的公权力属性,社会律师进行行政执法案卷评查除不合公权力属性外,也无正当法律依据,其本身还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行政执法案卷应由行政机关集中进行内部评查,这不仅符合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的设计本意,同时也有助于促进行政执法案卷评查与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的有效衔接,此外还更顺应行政法治监督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