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2021·回顾法治中国建设这一年》系列报道之五:2021年十大民生法治热点

2021年逐渐离我们远去,盘点这一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件民生法治事件,在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发展思想落地生根。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赋予浙江重要示范改革任务。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人全面发展的新际遇新路径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党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下对社会生产力状况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之间的不协调作出的正确研判,与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息息相关、联系紧密,"人民"是贯通两者的主题与主线.社会主要矛盾新概括明确了新时代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新阻力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但同时也指明了人全面发展的新的突破口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与日俱增的新要求和新诉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和向往,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进程中不断开辟人的全面发展新路径.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治意蕴、核心内容、重大关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旗帜鲜明地宣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积极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法治保障。习近平法治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政治保证、根本遵循、道路选择、基本原则、目标导向、总的抓手、推进举措、重点任务、内在要求、人才保障、关键环节等十一个方面内容。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要正确处理政治与法治的关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关系、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关系。     

国际传统知识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

对于传统知识的保护,各国态度不一,至今仍未建立统一的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以法经济学为视角有助于回答关于传统知识保护有争议的两个问题:传统知识是否为公共产品以及是否应当给予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激励理论和利益平衡理论表明传统知识具有专有性,不是公共产品。构建谈判博弈模型,建立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是最优解,进而在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下,许可使用合同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重要方式。     

论“行政机关”的认定——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对“规制国”下权力控制与秩序保障的需求，美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了行政机关的范围，并提出以权力标准作为适用门槛。法院在处理越来越多的合作治理、外包等现象所带来的问题时，逐渐将“行政职能”标准和“监管关系”标准确立为解决问题的判例法，并切实起到了控权、规制等客观功能。整体观察行政机关的认定标准，可以发现其存在从组织属性转向事务属性、从单方审查变为参与式审查的结构性变迁。我国关于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     

附会与求真：关于法律史研究中既存观念的突破问题——以“神权法”思想为中心的探讨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了彻底转型,在此过程中使用的用西方观念"整理国故"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其弊端也相当明显,用"神权法"一词描述中国古代早期法律思想即是明显一例。中国的国家与法律产生方式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如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地理环境和初始组织形态与西方国家迥异,因此国家的运作形式及与之伴随的政治管理方法皆有不同,这决定了用以维系中国国家统治和管理的法律思想也会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差别。厘清并突破这种概念上的"附会"之意,去伪存真,有利于我们认清民族传统文化,并以此为立足点,创造出适合本民族需要的新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