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侦查权力的规制原则与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现代侦查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宪法权力,宪政的基本原理决定了宪法权力是一种受宪法和权利规制的权力。因此,现代法治国家均要求侦查权力依循宪法权力的内在理路而具有规范化、程序化、可救济性等特点。规范化要求强制侦查措施贯彻法定主义和令状主义;程序化追求控辩平等与独立的程序价值,体现为比例原则和辩护原则;可救济性要求侦查权力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得到相应的实体性和程序性制裁。     

对完善我国侦查程序的几点思考

侦查程序是在刑事案件立案后至起诉前收集证据 ,查明案情 ,确定是否起诉的准备程序 ,是刑事诉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对于侦查程序而言 ,现代刑事诉讼法学和侦查学所关注的更应是有关如何在侦查中确保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约束侦查机关的权力、防止滥用国家权力、如何公正、公平执法等。这些问题直接涉及到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法院等各方法律关系问题 ,也因此涉及到侦查模式等问题。然而长期以来 ,侦查程序的研究在学界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理论来说 ,应从研究侦查程序的对象入手对侦查模式加以论证 ;从实践来说 ,应从侦查权的分配、侦查监督机制完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享有辩护委托权、保释制度和救济程序加以构造。     

浅论侦查权制约制度完善与刑讯逼供的遏制

刑讯逼供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是践踏人权的野蛮非法讯问行为。我国法律对此予以明确禁止,但刑讯逼供仍屡禁不止,甚至触目惊心,一个很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侦查权制约的相关制度不够完善。     

对自侦案件立案监督问题的思考

关于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立案监督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未作明确规定。鉴于检察机关对部分刑事案件享有侦查权及加强对自侦案件进行内部制约的必要性，最高人民检察院规范了对自侦案件的立案啦督规则。从近年来的侦查实践来看，人民检察院对自己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进行立案监督确实非常有必要，还应进一步加强。笔者在此仅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对自侦案件的立案监督谈一点想法。     

检察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我国检察权的配置是借鉴国外检察制度和我国古代御史制度的优良成果,并结合我国国情建立起来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前法制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检察权在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着法律规定不完善、缺乏强制力、各项权能存在漏洞等问题。优化检察权的配置,对于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检察职能,强化国家法律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侦查权论

侦查是一种重要的诉讼活动,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公开侦查与秘密侦查、主动型侦查与回应型侦查。侦查权的理性根据在于它的基本价值、历史源流和现实条件。侦查权的发展最终形成其稳定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对上述基本问题的探讨,构成侦查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     

论侦查权的优化配置

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对侦查权的制约,在侦查阶段,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发生直接冲突,如何对侦查权进行配置,直接体现了一国刑事诉讼法的价值取向,对刑事诉讼程序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国侦查权的配置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较鲜明的特点,也存在着特有的问题.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侦查权的优化配置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总体认为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实行检警一体化改革是优化侦查权配置的两个主要方向,不过,在我国现行司法结构和宪政体制下,这种改革动议也面临着现实障碍,如警察权力过大,司法不独立,检察官、法官素质有待提高等.     

刑事初查制度的问题检视、原因分析及路径优化

刑事初查是刑事侦查权事实上的启动环节,但没有被纳入法定刑事立案范畴,日常监督机制存在缺陷,可能导致侦查机关“有案不立”。刑事初查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第一粒扣子”,运行不当会使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失灵,导致侦查机关徇私枉法或者滥用职权。公共选择理论可以成为分析刑事初查制度缺陷的理论工具,从而发现该制度存在的“理性”漏洞,以及可能对以人民为中心侦查理念的背离。将刑事初查融入刑事立案环节是剔除刑事初查制度中的“个体理性”的可选路径,主要措施包括：推动国家立法,明确刑事初查启动侦查权的法律渊源;重设刑事立案条件,降低立案门槛;强化监督,防止滥用刑事初查权。     

侦查权问题探析

侦查是刑事诉讼大厦的基石 ,它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司法实践中 ,非侦查机关、非侦查人员行使、干预侦查权和侦查机关放弃侦查权、滥用侦查权、超越侦查权的现象仍然存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侦查主体、侦查客体、侦查内容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