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宗教宽容的政治化和法律化

宽容思想发源于宗教,《圣经》、《古兰经》、儒教和佛教的学说都包含有内在深刻的宽容思想。宗教宽容的政治化和法律化主要开始于17世纪洛克和培尔等学者的倡导,最终在美国的宪法及其修正案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但是,这一进程在伊斯兰国家和中国却长期未能得以顺利实现,宽容的实践仍然主要停留在宗教的层面。这是导致我国、伊斯兰国家和西方在政治、法律等领域出现本质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宗教宽容在我国和伊斯兰国家仍然需要世俗化的主要理由。     

给儒学一个准宗教的地位——兼谈儒教不能进教育系统

儒教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和伦理性,从社会功能来说,具有亚宗教或准宗教性,只要儒教与政治剥离,改造为信仰、人文和道德层面的精神系统,与传统的祖先崇拜相结合,就应该维系土生土长的宗教的存在。这样既可以维持传统的儒学情结,也可以平衡西方宗教的弥漫。但是我们在保护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必须绝对避免宗教信仰侵入国家教育系统。     

泰国北部各民族中的儒教传统

生活在泰国北部山地的泰族及其他少数民族 ,深受中国汉族的儒家信仰及传统观念的影响 ,特别是在“礼仪”、“尊卑”、“举止”上 ,都严格遵循儒家的规矩。同时 ,也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     

中印外交政策选择之差异探析——一种儒家文化与印度教文化对比研究的角度

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亚洲政治结构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印度均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的儒家文化和印度的印度教文化分别在两国历史长河中占据主流文化地位,它们所体现的特有政治文化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两国的外交政策选择上,使政治层面烙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     

东亚内韩国人生礼仪的普遍性和固有性

本文的目的在于考察韩国人生礼仪的东亚普遍性和固有性。分析的基础是东亚儒教文化圈，因而儒教式冠婚丧祭就是人生礼仪的普遍性。因为普遍性和固有性是相对的，站在西方的立场上看，东亚的普遍性也可以是固有性，也可能变做相反的逻辑。韩国人生礼仪的东亚普遍性和东亚其他民族、国家一样，都在于接受冠丧祭的传统。在韩国人生礼仪的固有性方面，首先是东亚儒教式冠婚丧祭的态保存最为完整。其次是根据韩国固有的文化对儒教式人生礼仪进行改造。婚形最后是固有信仰和儒教式冠婚丧祭相互融合。     

穿越古今的大书气度

任继愈就像一部书,与他对话就像步入一座图书馆,和雅温文,流露主人博学睿智。不居功、不自傲,淡然中显出从容,这是老人的大家气度。     

明治前期日本教育中儒教主义的展开

1879年明治天皇下达的《教学大旨》标志着儒教主义的复活。《教学大旨》下达之初虽遭遇来自以伊藤博文为主导的政府的抵制,但以明治天皇和元田永孚为代表的宫廷势力仍通过各种渠道和措施积极致力于儒教主义教育理念的具体化。明治十四年政变以后,明治政府也开始转到儒教主义路线来。儒教主义不仅作为一场德育运动成为明治日本教育上的独立阶段,而且形成了日本的教育政策主体或教育领导权的宫府二元结构。     

宪政的理论基础探源

宪政是基督文化的内生物。近代的自然权利说和契约论思想为宪政的价值取向与制度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和进行了实证分析。而人性至善论和等级论却是中国宪政之路的思维障碍。当代中国宪政目标的真正实现 ,必须首先实行法观念的更新。     

关于"幸福"的中西方哲学探讨

对幸福的探讨最早源于哲学领域.在西方哲学视阈下,幸福观按不同时期和内涵分为感性主义幸福观、理性主义幸福现、基督教幸福观.在我国传统哲学中,儒家、道家以及后来引入的佛教分别提出了儒家幸福观、道家幸福观和佛教幸福观.对比中西方幸福论的发展与异同,追根溯源寻找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时幸福的认识历程,将有利于我们全面深入理解幸福.     

“家族国家观”的悖论

日本儒教中的家族孝主义是家族国家观的重要基础。但是作为幕藩体制下封建武士之间的道德,它无法直接为明治近代化的目标服务甚至形成阻碍。因此家族国家观虽然植根于传统的儒教家族主义,但又是对其不适应时代课题的部分进行修正后,重新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带有两面性,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是儒教家族主义道德的简单复活。虽然家族国家观在统合民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其原理与近代国家原理之间存在抵触,致使家族国家观自身蕴含着重大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