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理论基础、现实困境与中国方案

人工智能的发展启动了资本逻辑，在带来巨大贡献和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这就必须要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使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在应对人工智能资本逻辑的过程中，面临着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人工智能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人工智能的伦理与道理规约缺位、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体系尚待完成四种现实困境。这必然要求应对人工智能资本逻辑的中国方案的出场：一是制度安排，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二是价值引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新发展理念，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价值观上的认同；三是道德规约，用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准则与伦理规范来约束人工智能的设计、实验、推广和使用的全过程，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道德上的约束；四是全球治理，构建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利益共同体，构建全球参与、共同维护、共同保障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安全共同体，推动各国“深化交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公共性的本质：共同体协作

从理论脉络、经验时空和认识论三个维度建立类型学谱系的分析框架，对公共性的内涵、路径和体系进行梳理分析，可以更好地回应“公共性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公共性呈现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在理论上，公共性是以公众为导向的价值路径；在时间上，公共性是从本能、感性到理性，从生产、分配到消费，从表达、行动到结果的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公共性是行政-政治-社会的博弈格局和技术-价值-形式的复合结构；在客体上，公共性是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和公共事务；在本体上，公共性是以共同体为归属、以协作为社会关系的存在。共同体利益代表了公共性的价值实质，整体协作是公共性的技术内涵，而共同体协作是公共性的本质。     

“生命共同体”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探析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科学地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遽然暴发和肆虐蔓延再一次警醒我们要正确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给予高度重视。正确把握“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内涵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可从主体的一体性与多样性的角度出发理解尊重自然的内涵,在顺从规律和违背规律的利害比较中把握顺从自然的内涵,在保护与开发的实践中显化保护自然的内涵,这要求我们在保护自然的实践中兼顾生产与需要的辩证统一。     

从道德经济(学)传统看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话语和治理理论受制于现代政治经济学所设定的基本语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批评者,道德经济学可能为我们反思国家治理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后者强调经济的道德维度,尤其主张经济必须嵌入社会之中,其普遍价值依系于其潜藏的、开放性的社会想象.斯密所开启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商业社会为基础,因此可以相容于道德经济学传统.但商业社会作为社会形态太过单薄,其依托的文明政体又太过弱小,从而引发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风险,并让更高层次的道德经济学出场变得必要.这种道德经济学把现代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构造问题,我们因此需要一种整全性的国家治理之学,以便安顿好市场机制、政府权能、政治权力以及社会公平等要素.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高技术限制之“谜”

2018年,作为全球高技术创新方的美国,放弃传统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对处于技术创新劣势的中国实施进口限制,且对象不仅包括其对中国呈贸易逆差的信息通信技术,更有呈顺差的其他高技术。美国选择这种反常规与无差别的高技术进口限制,其直接利益诉求包括限制《中国制造2025》的实际实施、满足美国政治和利益集团需求及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其本质是为了实现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目标性限制、维护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现有地位及实现美国利益的长远增加。因此,中国需在发展好自己的基础上,主动对受损高技术行业加大扶持、深化中欧全球治理合作、选择重点行业对美国进行目标反制、充分利用外资在华企业及所属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预防争端扩展至金融领域及防止多边联合针对性技术制裁等,降低美国高技术进口限制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