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结构改变的长期影响与转型特征

提高直接税比重是优化我国税制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实现途径，但可能同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产生影响。当政府降低消费税，如果维持长期总税收不变，那么不管是提高工资收入税税率还是资本收入税税率，经济中的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缩减；从长期看，提高直接税比重会降低消费者福利，但是转型过程中可能会有部分代际受益。相比于提高资本收入税，提高工资收入税税率在长期给经济增长和消费者福利带来的负效应更为明显。     

《民法典》共同担保中内部追偿规则的解释论

我国《民法典》第392、699条分别对混合共同担保规则和共同保证规则进行了体系化的规范设计。“物权编”混合共同担保规则延续了原《物权法》第176条，并没有规定共同担保人内部的追偿权；“合同编”有关共同保证的规定，对原《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确定的共同保证人内部关系进行较大的突破。在解释方法上，应侧重于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作出有利于制度生存和商事交易需求的解释。基于债法理论和法律适用的需要，共同保证人之间享有内部追偿权；对于混合共同担保，基于债权人实现债权中“物保与人保平等”的原则和承担担保责任后对债务人债权性质相同的特点，共同担保人之间也应享有追偿权，应类推适用共同保证的法律解释规则。     

普通共同诉讼的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

我国普通共同诉讼的实体要件过于单一,限于诉讼标的同一种类;程序要件较为僵硬,要求当事人与法院双重同意。这就使普通共同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成立,适用范围比较狭窄,既难以发挥合并审理的诉讼效率功能,也无法承接必要共同诉讼的程序边界。普通共同诉讼的理论重构应当注重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前者须合理协调当事人的程序异议权与法院的程序裁决权,限制合并管辖的适用情形,区分合并管辖与合并审理的不同定位。后者须明确普通共同诉讼与必要共同诉讼的进阶性顺位关系,必要共同诉讼应以合一确定的必要性而非诉讼标的共同为判断标准,普通共同诉讼须以诉讼标的同种且基础事实同种、基础事实同一或基础事实存在牵连关系三者作为合并审理的客观标准。     

代位析产纠纷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本文从代位析产制度的属性,以及现行法所采取的诉讼模型出发,分析该制度与分家析产、共有物分割、债权人代位权三类诉讼的联系与差异,并就该类诉讼是否以查封共有财产为前提、管辖法院如何确定、被执行人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涉及的可分共有关系包括哪些、代位析产中共有财产的范围如何确定、被执行人或轮候查封的申请执行人能否提起此类诉讼,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时能否提起此类诉讼、共有人达成共有物分割协议的,法院又应如何处理等诸多实践中的争议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供了解决方案。     

何时激励最关键

薪水、工作安全感和福利确实很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许多跳槽员工谈及原因时说：“他们比这儿更看重我。因为我的重要性，他们给予我更多的好处。”     

论共同侵权行为之“共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们之间的交往趋于频繁,由此也诱发了侵权问题的复杂化。如何准确认定共同侵权行为取决于我们对“共同”的理解,理论界为此提出了不少观点。《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在批判、吸收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评判标准,其进步意义应予肯定;但在判断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致同一损害结果时,应以损害是否可分作为认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标准。     

经济全球化与福利经济制度改革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一国政府对国内经济政策的控制力减弱,并使各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面临新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动摇了福利经济制度实施的理论基础;并使福利经济制度由二战后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向工作福利国家转变;它既使国家的经济组织和行为边缘化,同时又推动了福利经济制度在全球的发展。各“福利国家”一方面积极参与、推进全球化和经济国际化;同时又根据环境的变化对福利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其改革的趋势是逐步从“普遍性原则”向“定向原则”过渡,社会福利朝着社会化、市场化、私人化、多元化、国际化等方向发展。中国政府也应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以主动参与全球化,同时对福利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使社会福利的供给者多元化,加强社区建设,协调和增进中国社区和社会组织在国家、集体和个人权益、责任上的高度一致性。     

论组织犯及其刑事责任

组织犯是位于实行犯的背后,实施组织、领导、策划和指挥行为的幕后者,其对实行犯实现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具有“支配或控制”作用,因而具有正犯之性质;也正是这种“支配或控制”性要素的存在构成了组织犯承担刑事责任的正当性根据。鉴于我国立法和对组织犯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及范围不明确,司法实践状况比较混乱,应以“支配或控制”要素的有无和“支配或控制”力的大小为根据,确定组织犯刑事责任范围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