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刑事职业禁止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禁止令"和《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从业禁止",标志着刑事职业禁止作为一种预防再犯的措施被引入我国刑法典。现阶段我国在侵犯知识产权罪刑事治理中职业禁止适用率低且立法上存在一定的不周延性。我国有必要在刑法分则和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中明确刑事职业禁止的规定,在比例原则和合宪性理念前提下,扩大适用范围至单位犯罪,构建复权制度,以促进我国对侵犯知识产权罪刑事治理水平的提升。     

行动者“漏斗效应”:党内法规执行问题的解释框架

党内法规能否执行到位,关系到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关系到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和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等重要议题。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党内法规的有效执行,本研究选择《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在T省的执行案例作为研究对象,遵循扎根理论的研究逻辑,直接从经验材料入手,不断归纳、对比和提炼,提出"行动者‘漏斗效应’"的解释框架。党内法规执行的行动者受认知共同体、制度协同性、激励与约束与行动者知识的因素制约,呈现层层失守的执行损耗。     

政策执行主动加码:表现、根源及治理对策

政策执行主动加码是各层级政府为了确保完成政策任务而普遍采取的执行策略，适度加码可提高政策执行效果，但过度加码对政策及其执行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如何减少政策执行主动加码问题成为各界广泛探讨的重点话题。政策执行主动加码的主要表现为政策执行过度化、政策执行“一刀切”与政策执行形式化，其主要危害为政策执行结果失控、政策协同效应失调、助长地方形式主义、损害群众正当权益等。政策执行主动加码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压力型体制及其行政压力、层级间双向责任规避、官员晋升导向及其政绩考核机制、相对模糊的自由裁量权边界。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改革完善压力型体制、压实政策制定及执行的责任、健全政绩考核制度、规范自由裁量权运用的治理对策。     

数字浙江

13114亿元2020年一季度,浙江生产总值为13114亿元。738亿元2020年一季度,浙江共为各类企业减轻成本负担738亿元。4.20万亿元截至3月末,浙江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20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808.28亿元,增速7.17%。10万余件目前,浙江共办理“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事项10万余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体系性反思与建构

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正式确立的,但《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此制度的具体规定又都是操作层面的。据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并不能得以阐释。而依据我国《刑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则可以从形式逻辑、实质逻辑以及价值理念三个维度予以充分证成。由此可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系《刑法》中的一种刑罚裁量制度,认罪认罚本质上是法定的从宽量刑情节。在定罪层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需自愿承认不法事实系其所为,即构成"认罪",而无需准确评价自身行为的法律性质并准确识别具体罪名;在量刑层面,"认罚"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通过刑法立法的方式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制度、坦白制度部分重叠地整合在一起,以避免"概念混同""重复评价"的错误倾向。     

构建和谐社会在监狱系统的初探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们党科学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重大创新,标志着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新突破、新飞跃。当前,各级党委、政府都在研究规划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各行各业都在探讨如何服务于和谐社会构建。那么,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的监狱,应如何服务和谐社会的构建呢?     

港口资源整合的成本—收益分析

资源整合是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内涵是优化与重组现有资源。本文从港口资源整合成本-收益的内涵着手,运用港口经济学理论,分别从港口集群和单个港口两个视角,对港口资源整合中的成本-收益问题做出经济学理论分析。     

转型期行政发展的成本分析

我国当前行政发展的特殊性 ,决定了投入成本的两种基本形式 :一般成本和特殊成本。各国在其行政发展过程中都必须支付一般成本 ,包括模式成本和过程成本 ;我国转型期的行政发展还需要支付特殊成本 ,它具有非自然进程性、二元对立性、示范效应性、频度集中性等特征 ,包括政治成本、学习成本和时间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