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匦这东西

密匦就是今天的检举箱。对于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检举箱可是个熟悉的东西,以前只要有运动,每个单位都立马设置这么一个东西,鼓励人们检举揭发。检举箱神秘莫测,没见过有人往里投信检举,但里面多半会有东西。什么时候投进去的?夜半无人之际。明     

任弼时陈独秀之争的背后

任弼时在1927年6月底与陈独秀的争斗很出名。任弼时交上书面材料，被碎之于地。其实，这背后反映的是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之间的矛盾，关系到大革命失败等问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将斯大林发来的、连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都看不到的机密电报《五月指示》，给汪精卫看。罗易告密后又百般掩饰，还设法通过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建议。于是发生了任、陈的争斗。罗易的告密，最终导致汪精卫的叛变。     

晴雯之死与袭人之冤

袭人与晴雯是《红楼梦》中贾宝玉身边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大丫头。她二人性格各异,一个温顺平和,一个活泼急躁。由于晴雯深得宝玉的喜爱,且又心直口快,有时说话尖利刻薄,所以难免会得罪地位高她一等、并也在宝玉面前得宠的袭人。故而历来人们大都认为,晴雯被逐出大观园以及随后的委屈病亡,都与袭人在王夫人面前的“告密”有关。其实细读《红楼梦》后会发现,袭人并没有在王夫人面前说过晴雯的不是,而是那些与丫头们不和的老嬷嬷们向王夫人进了谗言。     

“非法之法”与德国的判例

正经由国家立法机关按法定程序制定的法律法规,一般说来是合法的——合乎立法程序;但是,并非凡合乎法定程序的立法都是合法的,它可能并不合乎法的精神,合乎一定时代中的公平正义原则,合乎人权要求。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实定法非法"现象。非法之法的最突出表现是纳粹德国时代的法律。其中像"告密权"这一法定权利,导致大批犹太人和正直人士死于纳粹屠刀之下。二战后联邦德国司法部门在处理这类告密罪行时,     

中国传统“告密文化”之政治学考量

告密行为与中国传统政治运行的基点即伦理道德相悖逆,但却能够绵延数千年并最终积淀为所谓的"告密文化".其背后的政治动因何在?本文将告密文化置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框架中进行分析后认为政权处于合法性危机情势下的决策反应,易于催生大规模的告密行为;告密对单主制前提下信息传递不对称所作出的有效弥补使其得到政权的许可和鼓励,而通道能力质量标准低下直接导致了告密的蔓延及与统治者既定目标的背离;传统人治社会中的君臣博弈使得告密作为君主所掌握的一种博弈资源具有重要的工具价值.     

举报犯罪应当是法定义务吗?——基于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法理思考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举报义务的设置并不妥当。从举报的社会功用层面看,举报虽有着维护法律制度运行,建构制度信任的重要功用,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破坏人际信任的代价。当举报成为法定义务时,告密行为也同时得到激励,行为人可将自身的道德责任转移给法律,并有可能促使"告密者难题"的出现。举报义务从根本上看,是"德自法出"的秩序模式的产物,它出于对法律制度的绝对维护而忽视了社会自生道德秩序的应有地位,忽视了人性的根本需要。只有把举报视为权利,才能更有利于人性的培育和个体道德意识的成长。     

美国商业秘密法中的告密人免责制度及启示

美国近期通过的《保卫商业秘密法案》纳入了告密人免责的规定。告密人免责是泄露商业秘密的侵权例外规则,主要适用于举报、揭发不法行为。告密人免责制度的机理在于协调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有利于商业秘密法的政策目的,有助于遏制违法犯罪行为,从而维护公共利益。鉴于告密人对于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和单纯免责的局限性,法律还需要告密人的激励和反报复保护机制予以辅助。告密人免责制度的应用需遵循比例原则,告密的对象和方式应当具有必要性和适当性。我国商业秘密法有必要纳入告密人免责制度,对于侵权免责规定宜采取"范例式"加"开放式"的立法模式,并引导当事人在保密协议中加入告密人免责的告知条款,我国对告密人的激励保护机制和相关配套制度还需完善。     

邹子侃给父亲的信

邹子侃(1912-1932),浙江临安县人。1926年在杭州笕桥农业专科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该校支部书记。1927年被捕,关在浙江陆军监狱,在狱中曾组织暴动,因叛徒告密而失败,1932年2月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