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国民外交

在五四运动的特殊背景下,中国国民外交具有了新的时代特点与历史意义。这一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双重性质;斗争方式更加灵活;能较为理性地区别对待军阀主义与和平主义;开始尝试用法律手段解决外交问题;立足于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境界更加深远。可以说,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国民外交是中国外交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苏日中立条约》与战时国民外交

1941年,中日战争僵持之际,苏、日两国于4月13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的签订,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民众也没有置之度外,纷纷通过报纸、杂志等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民众舆论的配合下,中国政府经过交涉,终于弄清了苏联签约的真正意图,明确了以后的外交方向.     

“国民外交协会事件”的真相——《满字第53号报告》考释

"国民外交协会事件"是在中日民族矛盾迅速激化、国人救亡图存精神和物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东北反日营垒内部发生的一件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不幸事件。但在80年后的今天,由于一些特别复杂的原因,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性质仍有不同认识。因此,考证和诠释中共满州省委《满字第53号报告》,还原事件的本来面貌,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国共产党一贯非常重视民间外交工作的开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外交理论体系;在民主革命时期,成功地宣传了自己,实现了由封闭走向世界的转变;1950-1970年代,在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方针的指导下,通过民间外交工作的开展,成功地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孤立、包围和封锁,与世界上绝大多数主权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970年代以来,民间外交坚持以官带民、相互促进的方针,得到了更为长足的发展;面向未来,由于民间社会的日益成熟,民间外交的发展空间将不断扩大.     

1905年至1927年中美商人社团与国民外交的考察

近代商人以商会、同业公会等组织参与国民外交,成为国民外交的一股重要力量。中美商人社团对国民外交的参与,总体上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界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活动基本处于启动阶段,后期的活动则呈现频繁化趋向,处于不断发展阶段。中美商人社团在这一时期开展的国民外交呈现出不均衡性和双重性的时代特点,它与本国的政府外交带有极强的一致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外交的主旨,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对政府外交的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补充。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特点

中日邦交正常化有三大特点：其一，有别于直接通过政府谈判之一般路径，而是沿着“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方谈判”这一渐进积累的“国民外交”路线最终得以实现；其二，有别于邦交恢复之国际惯例，当年的被侵略国、战胜国中国积极主动，而侵略国、战败国日本则处于被动地位；其三，两国恢复邦交，需事先征得第三国即美国的同意。     

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的外交尝试及其历史功绩

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对外以群众团体的面目出现,而实际上则是张学良处理外交事务的智囊与后盾,它在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维护国家的主权及民族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外交协会的目标,在于从各方面掌握在东北的日本的各种势力的现状,并系统地将介绍给国内外人们。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就有关东北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工作,向日本政府提出收回大连、旅顺主权、收回南满铁路等,将反日独立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外交协会在九一八事变前发动和领导的人民外交运动无疑是中国东北近代历史转折时刻的光辉篇章。但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也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的国民外交观

李大钊是近代国民外交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但其国民外交观在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后发生了重大转向，即摒弃了为政府之盾的国民外交主张，而是转向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国民外交的近代意蕴

近代的国民外交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具有多重涵义。同时,近代国民外交的主题及其内涵,伴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变化,近代国家政权的状况及其外交行为直接影响到近代国民外交的动机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