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官僚特权制度的产生和影响

许多学者指出,苏联改革失败和解体的原因之一是其存在庞大的官僚特权集团。计划经济体制下,官僚成为了进行国家生产管理活动的主体。为了实现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均衡,苏联中央需要将发展经济的动力传递到官僚集团中去。与直接监督的强制性激励手段相比,特权作为诱导性的激励手段,其交易费用远低于前者。然而,这一特权制度并不能真正使官僚产生促使经济增长和均衡的动力,相反,它还方便了官僚的欺骗行为。这一制度的后果并不是经济增长,而是经济的严重衰退和苏共执政基础的削弱。     

中国行政管理模式探讨——构建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化模式

官僚制的行政管理具有精确、稳定、纪律严明、可靠和效率高的优点,西方政府部门都是在这种模式下建立起来的,然而自70年代以后,官僚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已完全不同于产业革命时期,尤其是80年代以来,对官僚制的改革成为世界行政改革的主要潮流,在信息技术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对官僚制的行政模式进行改革,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而中国多元社会形态并存,这在客观上要求既要加强官僚制,又要借鉴新公共管理等理论中的许多原则和政策建议,从而构建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化模式。     

慈禧与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洋务运动的开展除了洋务官僚的直接决策外,与当时最高统治者慈禧有着无可否认的联系,弄清慈禧与洋务运动的关系,无疑有利于对洋务运动做出更切实际的评价。     

官僚制：公共行政的合理选择及其完善

尽管这个时代充满了对官僚制的批判,但韦伯提出的法理型官僚制仍然是现阶段各国政府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合理选择。官僚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完全可以通过自身发展和改进来符合时代的要求。但是改进不代表颠覆,官僚制的金字塔式的科层框架和法理型统治的基本特征自有其存在的充足理由。因此,以这两项为主要标志的法理型官僚制依然是公共行政的主导模式。     

90年代泰国的政权转变

本刊本期为泰国问题专号,专门翻译并刊载英国新英格兰大学亚洲语言与社会基金会主席、默多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凯文·休伊森博士主编,英国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于2001年出版的名著《泰国的政治变化:民主与参与》,并已获得该书著作权人凯文·休伊森博士的授权。该书的各章分别由不同作者撰写,主要论及泰国在20世纪末的政治变化情况,特别是关于泰国政权和民主发展的变化模式,对泰国的政治生活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极力接近政权的新势力中心”的论述。本书是研究泰国政治变化性质与模式的有用工具,它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泰国的政治状况,而且有助于人们研究其它一些受到类似经济与社会变化困扰的社会的政治状况。本书另有四章将在下期续载。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人本官僚制

当今学术界对我国是否采用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行政体制争论不休。构建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相一致、与政府的执政理念相吻合的人本官僚制则是路径之一。因此要吸取理性官僚制的适时要素,健全行政组织体制,并在官僚制建设的同时增加人本要素,建立人本官僚制。     

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

本文指出 ,苏联官僚特权阶层是在缺乏民主、高度中央集权的斯大林模式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苏联特权阶层在演变过程中显现出来的特点是 :隐秘性、专权性、保守性、欺骗性和贪婪性。为了防止特权阶层的出现 ,各级党的生活必须保持高度民主的、自由讨论的和战斗的性质。要对特权阶层制度进行改革 ,就要对它产生的根源作比较深入的理论探讨 ,特别要对斯大林时期的党建模式同列宁时期的党建模式进行历史比较和分析 ,才能找到改革的突破口     

当下人事管理前提问题检省

建立在科学管理基础上的人事管理存在诸多前提预设。前提预设直接影响或决定着人事管理对策的选择。受科学管理思维的影响,当下中国的人事管理在前提预设问题上存在诸多需检省之处,即:人事管理功能定位问题;人的人力资源化问题;人性假设问题;专业化分工思维问题以及人事管理对象问题等。     

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论“效率”与“民主”的行政学博弈

效率与民主及其关系的问题是经典社会学难题 ,同时也是公共行政学的难题。不管是在“效率至上”的传统官僚制时代 ,还是在强调“社会公平、民主”的后官僚制时代 ,“效率”和“民主”一直是行政学关注的焦点。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这一范式转换就是“效率—民主”的博弈过程。尽管两者矛盾的最终解决还存在实际的困难 ,但是现代公共行政学的实践变革为我们提供了“希望的曙光”。     

公共行政改革视野下的官僚制模式与新公共管理模式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新一轮浪潮。走向一种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 ,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最基本趋势 ,而新公共管理模式由于其内在的缺陷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适的行政模式 ,只能是官僚行政的纠错机制。官僚制模式因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而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 ,但它日益受到人们的批评也说明引进新公共管理模式等纠错机制的必要性、紧迫性。因此 ,公共行政的制度设计不应立足于新公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的不相容选择 ,而应立足于二者的相容、互补。实现新公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的有机结合 ,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