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文化渊源和思想源头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重要的命题。这一命题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关系,具体来说与以岳麓书院为标志的湖湘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湖湘文化的经世务实传统和注重现实实际的实事求是精神,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使得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能够独树一帜地提出和阐发“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名命题。     

论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传统理论疏漏了其中的司法内涵,导致税收法定原则出现了作为基本原则却难以直接指导和适用于税收司法的悖论。鉴于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亲缘性,发展相对成熟的罪刑法定原则可以为完善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构成提供三点启示。同时,结合税收法定原则的固有内容,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应当在适用范畴上向司法原则扩围,价值层次上向实质正义升华,法定程度上向相对法定适当松动。据此,三路并进,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内涵得以全面、系统的补漏。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内涵的完善将有助于打破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理论困局,助推“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法治图景的实现。     

论特区精神的辩证唯物主义意蕴

特区精神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个心怀人民的政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性地践行辩证唯物主义过程中所形成的,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重要精神里程碑。"特区"是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和求变思维等相互作用的实践产物。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特区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敢闯敢试、埋头苦干等特区精神也无不放射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光芒。弘扬特区精神,就要继续坚持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在推进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全面深化改革和开放,创造新的伟大奇迹。     

环境保护与反垄断法绿色豁免制度

企业间环境协议是实现特定环境目标的有效手段，但也存在限制竞争的风险。反垄断法规制企业间环境协议，必须协调好环境目标与竞争目标的冲突。基于经济、法律与环境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地位，反垄断法的实施应当整合环境保护的需求。为此，一方面需要对满足特定条件的环境协议排除禁止性规定的适用；另一方面要利用豁免规则，将环境收益纳入效率抗辩的范围之内。在判断是否给予环境协议豁免时，可以对环境协议的目标、其中包含的限制行为的性质、是否促进了经济效率及其对消费者的影响，以及限制竞争的程度是否合乎比例原则等内容作出审查。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也规定了环境协议豁免制度，但在豁免标准与豁免条件的设定上，既没有充分考虑环境收益的特殊性，也没有施加比例原则的限制。     

个人隐私信息公开豁免的双重界限

个人隐私公开豁免条款兼具定义规范和权限规范的双重特征,定义规范确定了条款的适用范围,个人隐私定义本身构成公开豁免的内在界限;权限规范赋予行政机关对何为"对公众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裁量权限,公共利益的判准成为公开豁免的外在界限,双重界限的背后是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利益衡量与价值取舍。大数据时代中传统隐私权转向信息性隐私权的同时,界定"个人隐私"概念的关键应从"隐私"转向"识别"。在类型学和隐私保护领域阶层理论的基础上,在识别后果不同的"个人隐私"与重要性不同的"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基于比例原则的精细化利益衡量,才能发挥该条款的规范功能和实用价值。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品格的守正出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实践的结合过程中,不仅其自身得到了检验发展,它的基本原理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和"致胜法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实践和总体性思想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发展革新、和而不同的哲学品格,其内涵在实践中日益丰富,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民法典》"保理合同"章的溯及适用

《时间效力规定》第12条赋予《民法典》“保理合同”章溯及力并不妥当,对该问题须做全面检视。溯及适用层面《民法典》“保理合同”章不限于其自身,尚涵括《民法典》第545至550条,溯及适用类型包括改变溯及与空白溯及两类。就改变溯及而言,其正当性检验体系是有利溯及体系。基于对《时间效力规定》第2条但书之解释,结合“保理合同”章的自身特点,有利溯及标准重塑为:实现“帕累托改进”、更有利于维护金融秩序、更有利于鼓励融资,据此可构建有利溯及检验体系。就空白溯及而言,其正当性检验可直接适用有利溯及检验体系,但当出现“私益与公益发生冲突”之情形,需借助比例原则进行权衡时,应倾向于选择较为宽松的审查基准。经逐条检验,《民法典》第762条、第763条的溯及适用不具备正当性;《时间效力规定》第12条存在隐藏漏洞,应当采取目的论的限缩对该漏洞加以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