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深刻领悟“切实尊重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理念的人民情怀

习近平"切实尊重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价值理念的生动体现,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深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出深厚的人民情怀。习近平"切实尊重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理念以其显著的人民性、时代性、理论性和实践性,为党和国家如何在政治上对待人民生命及其相关事务提供了思想指导和实践遵循,具有深刻的生命政治哲学意蕴。"切实尊重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理念是习近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系统阐述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关系、国家治理与人民群众生命权利的关系、社会公正与人民群众生命解放的关系等一系列关系的重大时代命题。因此,这一理念所具有的生命政治哲学意蕴和深厚人民情怀就集中体现为在确保生命安全上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在维护生命权利上坚持国家发展目标和社会价值目标相统一、在实现生命解放上坚持国家的制度完善和人民群众利益全面实现相统一。     

研究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力作——读《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和经验研究》

艾思奇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教育家,是我们"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他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宣传、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作出了令人敬佩的卓越贡献。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出发,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基层信息

城西区“五福”送暖,欢快过年红红的盛世太平年,红红的福字好运连。西宁市城西区兴海路街道中华巷社区为营造欢乐喜庆、文明祥和、温馨团圆的春节氛围,以“我们的节日”为契机,以新时代精神文明实践站为载体,开展“‘五福’送暖,欢快过年”主题活动。送“惠民福”,动员辖区“五级联动”党建联盟成员单位开展“微心愿”认领活动,将米、面、油、毛毯、棉衣和“春节红包”分别送到低保户、困难党员、困难群众、特殊家庭等人群家中,确保过节生活物资有保障。     

“优良家风”入法:当代价值及实践进路

优良家风是一个家庭在长期的实践中所形成的,能够引导家庭成员在文明、健康、和谐、向上、从善的氛围中发展的精神风貌、行为习惯、文化传统、道德风尚的总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明确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是对现代社会现实需求的回应,具有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彰显优良家风的法律保障、夯实家庭治理的德治力量等重要时代价值。树立优良家风的理念不仅要植根于社会民众心中,更要在法律制定、法律实施和法律遵守三个层面予以践行,以优良家风作为其方向指引、考量因素和重要教化手段。     

国际传统知识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

对于传统知识的保护,各国态度不一,至今仍未建立统一的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以法经济学为视角有助于回答关于传统知识保护有争议的两个问题:传统知识是否为公共产品以及是否应当给予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激励理论和利益平衡理论表明传统知识具有专有性,不是公共产品。构建谈判博弈模型,建立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是最优解,进而在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下,许可使用合同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重要方式。     

论“行政机关”的认定——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对“规制国”下权力控制与秩序保障的需求，美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了行政机关的范围，并提出以权力标准作为适用门槛。法院在处理越来越多的合作治理、外包等现象所带来的问题时，逐渐将“行政职能”标准和“监管关系”标准确立为解决问题的判例法，并切实起到了控权、规制等客观功能。整体观察行政机关的认定标准，可以发现其存在从组织属性转向事务属性、从单方审查变为参与式审查的结构性变迁。我国关于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     

附会与求真：关于法律史研究中既存观念的突破问题——以“神权法”思想为中心的探讨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了彻底转型,在此过程中使用的用西方观念"整理国故"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其弊端也相当明显,用"神权法"一词描述中国古代早期法律思想即是明显一例。中国的国家与法律产生方式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如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地理环境和初始组织形态与西方国家迥异,因此国家的运作形式及与之伴随的政治管理方法皆有不同,这决定了用以维系中国国家统治和管理的法律思想也会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差别。厘清并突破这种概念上的"附会"之意,去伪存真,有利于我们认清民族传统文化,并以此为立足点,创造出适合本民族需要的新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