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从一个疑难案件(新会田坦案)展开的思考

自晚清变法修律以来,学界多批评传统州县司法的主要弊端是行政兼理司法和与此相关的非专业化司法,现在发现了大量反映传统司法实际运作的司法档案材料,此种观点有了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事实上,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的实际运作来看,其重点是查清案情和进行判决,起决定作用的是“常识”而非“专业知识”,而且“常识”才是传统地方司法所真正需要的。这种“常识”包括了“律学常识”、官员“伦理常识”和“地方性常识”等部分,从而具有浓厚的主观性、地方性和个人化特征,使得传统地方司法更依赖于官员个体。从司法独立和专业司法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是一种时代错位,它忽略了制度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应关系,既不利于学术研究,同时也回避了建立现代司法体系的真正阻力所在。     

古之灵州今何在

灵州县设立于西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城址在黄河东岸,《汉书·地理志》也载有此县。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所著《汉书注》中,对灵州县得名作了注解,说因为县城在黄河的洲岛之上,“水中可居者曰州。此地在河之州,随水高下,未尝沦没,故号灵     

科举制度在历代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选拔官吏的优与劣,是历代政治上清廉与腐败的重要标志.科举制度前的五种主要选拔官吏方法都产生了许多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科举制度经历了隋唐宋元明清6朝1300年历史.历代只要严格按科举制度选拔官吏,就能促进民众教育发展,培养大批民众人才,提升官员素质,化解社会矛盾.反之,不用或乱用科举制度,吏制矛盾丛生,引起朝灭人亡.我们应学习借鉴科举制度,建立公务员考评法规.     

入党不能谦让

“父母官”是旧时对封建官吏的专称。我们党历来教育和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群众的“公仆”。“公仆”的称谓与“父母官”的称谓是有着天壤之别的。然而，曾几何时，我们党的一些干部，却把“父母官”称谓视为“国宝”，常常以老百姓的“父母官”自居，到处炫耀。“父母官”一词似乎成为他们的“口头禅”。他们在报告、讲话，甚至闲聊时，动辄便是“我作为百姓的‘父母官’一定要如何如何”，硬是摆出一副“为民父母”的架势。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某些报刊文章、影视作品中也不时出现“父母官”之称谓，在宣传导向上给…     

“不变”的中国基层司法风格及其社会经济背景

司法改革为近年法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焦点问题,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努力寻找出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正确路径。本刊与河南大学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联合组织的以“中国法律传统与当代司法改革”为题的讨论,旨在对中国的司法改革乃至法制建设有所启示与借鉴。     

我国封建社会的理冤制度及其借鉴

<正> 任何类型的诉论中,统治者出于维护本阶级统治的需要,都在法律中规定了相应的理冤措施,以弥补审判机关裁决中出现的错误。本文试就我国封建社会的理冤制度及其借鉴作如下探讨。一、我国封建社会的理冤制度我国封建社会的立法中,虽没有明确的再审制度之名,但对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却有重新审理之实。从当事人或他人申诉的角度来说,有复审制度和直诉制度,从皇帝或司法机关主动发现和纠正冤错案件的角度来说,有录囚制度和监察制度。     

官吏受贿者不赦

古时,在大狱中苦苦煎熬的囚犯,特别盼望皇帝家能发生什么特大喜事,比如老太后满六十、七十大寿,多年不育的皇后喜得皇子等,每逢此时,皇上不免"龙颜大悦",一高兴,就要"大赦天下",囚犯们就有可能重见天日。但这种赦免并非"浩荡皇恩泽及万物",而是其他罪犯都能赦,就是不赦贪官。唐朝国力最强,好事最稠,大赦也最多。贞观四年,唐     

雍正何以革除财政收支潜规则

雍正治贪先从整肃财税制度入手,推行耗羡归公之法,以明规则取代潜规则,切断官员"小金库"的来路,继而用收支两条线的政策高薪养廉,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官员贪腐行为康熙皇帝为一代雄才大略的君主,其在稳定统治秩序上,功莫大焉,早年治贪也颇见成效,然而待到内外稳定,天下太平之后,渐入暮年的他遂有了求稳怕乱的心理,官场贪腐此刻已极其盛行。尤其是州县一级官员,常以征收耗羡盘剥民众,蚕食国家收入。"耗羡"是附加在正税之上征收的抵补实际损耗后的盈余部分。清初赋役沿袭明朝万历年间钱粮则例旧额,除正额赋银(地丁银和漕粮)外,     

书法与廉政文化

思接千载,岁月悠悠,视通万里,任重道远。纵观世界各国,徐图自立,繁荣鼎盛,令人鼓舞,但一个个盛极一时的王国由腐败而沉沦,如古罗马、埃及、拜占庭等,曾使多少政治家为之扼腕叹息,痛切不已;同样,翻开中国文明史的一页,一些显赫于世的王朝,由于官吏腐败而酿成亡国之     

宋明理学之官治思想

宋明理学家重视官吏治理,认为国家之败在于冗官、邪风、官贪,而胥吏利用官员流动性不熟悉地方情形把持社会基层政治社会,造成地方政治的败坏。因而,官僚阶层对于国家的管理与控制,对于整个政权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宋明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理论依据,提出了官吏自律性修养实践与他律性的政治法律手段相结合的官僚体制治理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