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崔溥《漂海录》中的负面中国形象

韩国崔溥的《漂海录》全方位、多层面地描述了明代中叶的中国形象,包括以自我形象为参照系形成的许多负面中国形象,如儒风不振、局部社会治安混乱以及民众的不良风俗等。这些负面中国形象有一定的客观性,同时也是崔溥以及全体韩国人对中国集体想象的结果,包含夸饰成分,言说了他者进而凸显了自我,也反映了朝鲜王朝进一步认识、利用中华文化的愿望。     

坚决反对“台湾独立”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1995年1月30日,我有幸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江泽民同志《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今天,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和黄埔军校同学会共同举行座谈会,纪念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发表11周年。在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感想。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     

建设以法治文明为特点的和谐社会

社会不和谐的原因有多种,民主和法治发展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进一步推进法治建设。和谐社会和法治文明相辅相成。不仅和谐社会的制度取决于法治文明发展的程度,而且和谐社会的制度运行也离不开法治文明的保障。同时,和谐社会又是法治文明的旗帜。如果只有法治的发展,没有社会和谐的进步,这种法治就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作为我国法治文明目标的和谐社会,是具有社会主义内容的和谐社会。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要把法治文明和社会和谐相结合,并通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展示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华美和壮丽。     

自由个性的制度表达

马克思的自由个性理论,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提供了方向。但是,自由个性的实现离不开具体的制度作为支撑。从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出发,促进自由个性的具体制度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表达:克服“人的依赖性”的制度选择;挣脱“物的依赖性”的制度选择;以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制度选择。只有将自由个性的理想与当下的、具体的制度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时制作录音、录像的若干法律问题

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时制作的录音、录像应归属哪种证据类型及证明力大小等问题值得研究。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时制作录音、录像应遵循一定的程序并具有相应的适用条件。     

《录鬼簿》修订过程、时间及版本新考

《录鬼簿》修订过程、时间及版本情况,学界尚有不同认识.经考证,贾仲明增补本所据为可考的最早版本,修订于至正元年、二年间;孟称舜刻本所据本修订于1342-1345年间;曹楝亭刻本所据本修订于1345-1346年间,均在钟嗣成自序十余年后.学界视为"简本"的孟称舜刻本实际上是残本,其文字内容较接近曹本,许多与曹本相同之处却异于贾本.尚未引起学界充分注意的另一个版本,是朱权《太和正音谱》所据本,它不同于今常见诸本,为贾本与孟本所据本之间的一个修订本,并较接近于后者.这些版本修订于不同时期,故虽内在联系性很强,但仍各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不可将诸种版本混同使用.     

我国封建社会的理冤制度及其借鉴

<正> 任何类型的诉论中,统治者出于维护本阶级统治的需要,都在法律中规定了相应的理冤措施,以弥补审判机关裁决中出现的错误。本文试就我国封建社会的理冤制度及其借鉴作如下探讨。一、我国封建社会的理冤制度我国封建社会的立法中,虽没有明确的再审制度之名,但对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却有重新审理之实。从当事人或他人申诉的角度来说,有复审制度和直诉制度,从皇帝或司法机关主动发现和纠正冤错案件的角度来说,有录囚制度和监察制度。     

《唐律疏议》"知而犯之谓之''故''"辨正

《唐律疏议》中“故”有六种用法，其中两种表示犯罪的主观意图，即“故纵”之“故”与“故杀”之“故”。张斐《晋律注》释“其知而犯之谓之故”，后世律学注释奉为圭臬。从法典渊源与律文疏解来考察，“知而犯之”仅指《唐律疏议》中“故纵”之“故”。“故杀”之“故”应用其疏解“无事而杀”。“知而犯之”与“无事而杀”非指一事，不应混淆。唐律中“无事而杀，是名‘故杀”’延续了魏、晋律注“无变斩击”的注解模式并在唐律注解中将之细化。     

经略边疆:清代治边之法的得失

清代积累了不少治边经验,如以开放的心态治理边疆,改进和完善边疆行政管理体制,因俗而治、因地立法,从治国需要出发制定对待各种宗教的方针政策等等,这些经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清代闭关锁国、排斥对外交往、海权意识淡薄等僵化的治边思想,也留下不少失败的教训,值得加以反思.     

为十月而歌

1949年一位伟人挥动巨臂， 一声宣告驱散了五千年雾障， 鲜艳的五星红旗照亮晴空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