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辩证关系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对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适应这一要求,积极探索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途径,使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与拓展,已成为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意识的多样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坚持辩证性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一系列辩证关系,就成为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本刊邀请河北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韩振峰教授就此问题阐述自己的见解。     

对边检机关预防职务性违法犯罪工作的思考

清醒认识职务性违法犯罪的危害，准确分析职务性违法犯罪的成因，是做好预防职务性违法犯罪工作的前提。建立健全并认真落实以思想教育、管理监督和从严惩处为重点的职务性违法犯罪预防工作机制，是做好预防职务性违法犯罪工作的保障。坚持以人为本的队伍建设理念，不断优化从优待警的工作措施，对预防职务性违法犯罪工作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婚约法律问题研究

婚约是婚姻关系建立前的习惯性程序,经历了从罗马法、寺院法到近现代法的不同发展时期,产生的法律效力也各有不同。婚约在我国是一种重要的民事习惯,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婚约关系的调整。婚约的成立应以当事人自愿自行订立、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未婚及无禁止结婚的血亲关系为条件,依法成立的婚约对双方当事人及第三人均产生一定的法律效力。婚约存续期间双方互赠的财物,在婚约解除时应按不当得利予以返还。一方擅自解除婚约或因他方过错而解除婚约的,无过错方可请求损害赔偿。将婚约视为纯粹的道德问题,不仅人为地缩小了民法的调整范围,也不利于财产纠纷的解决,应通过民法典的制定予以规范。     

中国刑法中的典型的法定目的犯--描述、追问与评价

我国刑法中的目的犯可以分为典型的法定目的犯、非典型的法定目的犯和非法定目的犯,本文主要研究典型的法定目的犯问题.对于我国刑法中的典型的法定目的犯笔者进行了全样本的深层次追问,并且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对于我国刑法中的典型的法定目的犯之立法的总体评价.     

论建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何取舍和运用刑事非法证据 ,涉及到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两大法系中很多国家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立法对于非法证据效力的态度不甚明确 ,因此必须完善有关立法 ,制定配套制度 ,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对新公共管理的几点反思

新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它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新公共管理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政府和政府官员是否是利己的，政府是否一定低效以及顾客导向等理论，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颅脑外伤后神经源性肺水肿尸解资料分析

<正> 颅脑外伤致死在法医尸检中十分常见。随着医学诊疗技术的发展,颅脑外伤常可迅速确诊,并通过手术治疗使颅内病灶顺利清除,因此颅脑外伤后各种继发损伤对其预后变得尤为重要。据文献报道[1],神经源性肺水肿(Neurogenic Pulmonary Edema,NPE)是颅脑外伤后的一种严重继发症,亦是导致病人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收集了1991年以来尸检及病理资料完整的43例颅脑外伤致死案例,对其肺脏的病理学变化进行分析,以供同行商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