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无着也居“家”——按下救助管理机构疫情防控加速键

当人们居家隔离时,一条暗河渐渐显露出来:桥洞下、树丛中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之人,病毒极可能在他们身上显出狰狞面目。疫情期间,他们的健康安全谁来保障?全国1623个救助管理机构。这不仅考验着救助管理机构的执行力,更需要创新力。疫情之下,单一的管理模式并不适用救助机构,他们要应对不同的场景:对在站受助对象,要实行封闭式管理;对来站求助对象,要加强身份甄别、健康检查及隔离观察;而街面巡查,则是完全暴露在高风险下。流浪乞讨人员流动性大、安全隐患高,需要一人一策,应急处置频繁。     

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H省Z市两级法院司法适用现状为样本

当前,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地位明显得到提升,但对被害人参与该制度权益的关注和保障却明显遭到忽视。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尚存在被害人普遍参与不足、参与方式规定不明、诉讼权利无法保障等问题。这极易导致司法机关权力滥用,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置初衷和适用效果。基于此,在正视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困境的同时,需要让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重新回归,赋予被害人明确、具体的诉讼权利,区分案件类型分别规定被害人的参与方式及路径,规定被害人权利受侵害后的救济途径,并对被害人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进行有效限制。     

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探析

被害人的知情权是被害人行使其他诉讼权利的逻辑前提,是诉讼民主的重要体现,亦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国际公约及其他国际性文件和法治发达国家都对公民的知情权及被害人的知情权都作了明确规定,有的国家甚至将其上升到宪法的高度。我国刑事被害人享有一定程度的知情权,但权利告知规则仍不完善,被害人对案件的进展、诉讼结果以及刑罚的执行情况缺乏知悉途径,知情权的实现缺乏保障机制。立法上应对其作相应完善。     

建立和完善恭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制度情况调查

2002年10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并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根据《决定》精神和要求,积极探索、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农村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日前,笔者通过走访相关单位、查阅相关资料等方式,对恭地瑶族自治县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情况进行调查,现将调查结果综述如下:     

废旧纸张摇身一变上餐桌 餐巾纸与卫生纸同机生产

四次集资建立“爱心基金” 过去，辽宁省葫芦岛市车站派出所的民警遇到丢了钱包买不起车票回家的旅客，常会解囊查助。时间一长，没钱坐车向民警求援的事多了．于是。派出所决定集资建立“旅客应急救助基金”．为旅客排忧解难。     

刑罚视野中的刑事被害人赔偿以强制赔偿易处转换自由刑的构想

鉴于自由刑的不足和保护刑事被害人的需求，有必要对我国的刑罚体系进行更新理念上的重构，在征得被害人同意的情形之下，法院对被告人确定的刑罚可由自由刑与对被害人的赔偿之刑共同构成，且互为消涨。在行刑实践中，建立自由刑与对被害人的赔偿刑之间的易处转换制度。     

诉前与被害人沟通是尊重私权、善意司法的表现

杨浦区检察院提出起诉书诉前向被害人公开这一论点。实际上触及了我们在司法中长期忽略的尊重私权和善意司法的问题。这不仅是起诉书向被害人提前公开问题。而是涉及诉前与被害人沟通这一环节，所以使用“诉前与被害人沟通”更为合适。     

试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相互作用及其角色转换

在犯罪过程中 ,虽然加害人是行为的主体 ,被害人是行为的客体 ,但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 ,这种相互作用贯穿于犯罪的全过程。同时 ,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发生位移和角色转换。     

“间接上诉权”引发的法律尴尬与合理解脱——兼论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切实保障

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及全面审查原则的存在,部分被害人享有了通过民事上诉引发刑事二审之权利,这种上诉权引发了若干法律适用之尴尬。赋予被害人独立的、直接的上诉权是解决此问题之最佳途径。     

四川省长宁市各界捐款24万元重建家园

为方便群众，保障救灾资金安全有效、及时足额地发放到被救助对象手中，岳西县民政局在不断加强救灾资金规范使用管理的工作中又创新举措，率先在全市创出一条社会化发放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