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

紧急状态下采取的各种非常措施,均涉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国家公权力依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减损。我国现行法律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种类型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已有初步的法律依据。即使是在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也应遵循合法、比例、救济等基本原则。我国应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同时加强合法性和合宪性审查,确保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各种限制均符合宪法精神。     

从权威的司法到司法的权威——论司法权威之宪政化意义

司法如果成为一种权威,它不仅能够对社会进行很好的调控,而且在宪政领域内,它也能起到防止权力滥用、制约权力有限度的行使的作用,也就是在法制建设的大背景下,司法权威具有宪政化的意义。所谓宪政化,指的是司法权威通过其特有的功能,在承认民主、法治、人权的基础上,用司法上独有的制度化和程序化的形式,以规范和制约政府权力的行使,解决公共权力异化的问题,从而真正维护宪法的价值观,保障公民权利,以期形成一种法治的政治秩序。司法权威的宪政化意义最核心的要点就是,通过司法权威所带来的制度化途径,将政治领域的政治问题转化成法律问题…     

论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政治平衡功能

法国违宪审查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起到缓和政治冲突、协调国家权力、保障宪法秩序的政治平衡功能。这一功能具体表现在平衡议会权力与行政权力、议会中多数人意志与少数派意见、中央政府权力与地方政府权力以及国家利益与欧盟利益之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我们对于违宪审查制度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控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方面,同时也应当重视其在调整权力之间关系方面的作用。     

美国宪法中外国人的智慧

美国人在制宪过程中,根据需要有选择地考虑了英国和法国人的相关学说,并使之制度化。有理由相信,英国的柯克、洛克、休谟、布莱克斯通和法国的孟德斯鸠,与美国实行联邦制、三权分立制、司法审查制和制定权利法案之间,存在一定的影响和承继关系。     

斯大林苏维埃理论的局限及其后果

斯大林认为,苏维埃说到底不过是一种组织形式,但不是惟一的组织形式。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苏维埃与工会、合作社、共青团等组织一样,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引带”与“杠杆”。基于对苏维埃的这一基本认识,斯大林解决党与苏维埃矛盾的基本路径出现了不少偏差。     

论宪政意识及宪法权威的树立

制定宪法并使之成为一国法律体系的核心,是指导各国法制建设的共同理念。但有宪法并不等于有宪政。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必须依宪法治国,提高宪政意识和树立宪法权威。而要提高宪政意识及树立宪法权威,不能只停留在口头或书面,应当切实建立必要的相关制度。     

实践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质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个决策通过法律程序载入了庄严的宪法。这表明了我国将以国家意志来推进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的法治化，同时也标志着党的执政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因此，要提升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关键在于提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抓住各级领导干部这个重点对象不放，“四五”普法才能有突破性的进展。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对依法治国的认识，深刻认识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浅议WTO规则下实践依法治国的途径

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一方略的提出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而使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     

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具有自由权、社会权、发展权的多重性质。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受教育权案件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存在诸多弊端和局限性。宪法诉讼是受教育权司法救济的根本途径。只有从宪法层次和高度解决一系列的理念和技术障碍,逐步实行宪法司法化,才能最终保障受教育权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