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走进北京2022年冬奥组委办公地首钢园

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奥会将正式开幕。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组委办公所在地的首钢园将打造成为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的新地标。下面,随着本刊编辑的足迹一睹这座由百年钢厂改建的现代化园区之貌。冬奥组委办公所在地一首钢园在北京市长安街西延线,通往首钢园北区人口之处,便可看到一座力与美结合的钢铁艺术品--新首钢大桥。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人全面发展的新际遇新路径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党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下对社会生产力状况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之间的不协调作出的正确研判,与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息息相关、联系紧密,"人民"是贯通两者的主题与主线.社会主要矛盾新概括明确了新时代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新阻力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但同时也指明了人全面发展的新的突破口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与日俱增的新要求和新诉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和向往,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进程中不断开辟人的全面发展新路径.     

为落实“十四五”规划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即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十四五”时期是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做好这一时期工作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要意义。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扣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三个维度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生动实践在于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这条道路的解析可从三个维度展开:从探索的进程看,体现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容量扩充看,呈现了从局部到全域;从区域发展和总体布局看,彰显了发展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向世界展示了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新方案和新实践,凸显了与西方不同的指导思想、价值立场和路径方法。     

着力提高干部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新阶段作出的战略选择。这一重大部署要落地生根、变成普遍实践,关键在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和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十四五”时期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     

论新发展理念的理论视野与现实需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新发展理念列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十个“明确”的重要内容。为了进一步深入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本文从新发展理念产生的宽广的理论视野与现实需要的角度，论述了这一理论成果继承和发展了党的百年理论创新成果，体现了新时代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需要；深入论证了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展要落实到共同富裕，这些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理念的根本区别。同时，本文根据党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精神，逐项深入挖掘了新发展理念五项原则的丰富内涵，辩驳和清理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思想观念，对各项原则作了历史的和理论的说明。     

国际传统知识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

对于传统知识的保护,各国态度不一,至今仍未建立统一的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以法经济学为视角有助于回答关于传统知识保护有争议的两个问题:传统知识是否为公共产品以及是否应当给予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激励理论和利益平衡理论表明传统知识具有专有性,不是公共产品。构建谈判博弈模型,建立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是最优解,进而在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下,许可使用合同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重要方式。     

论“行政机关”的认定——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对“规制国”下权力控制与秩序保障的需求，美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了行政机关的范围，并提出以权力标准作为适用门槛。法院在处理越来越多的合作治理、外包等现象所带来的问题时，逐渐将“行政职能”标准和“监管关系”标准确立为解决问题的判例法，并切实起到了控权、规制等客观功能。整体观察行政机关的认定标准，可以发现其存在从组织属性转向事务属性、从单方审查变为参与式审查的结构性变迁。我国关于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     

附会与求真：关于法律史研究中既存观念的突破问题——以“神权法”思想为中心的探讨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了彻底转型,在此过程中使用的用西方观念"整理国故"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其弊端也相当明显,用"神权法"一词描述中国古代早期法律思想即是明显一例。中国的国家与法律产生方式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如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地理环境和初始组织形态与西方国家迥异,因此国家的运作形式及与之伴随的政治管理方法皆有不同,这决定了用以维系中国国家统治和管理的法律思想也会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差别。厘清并突破这种概念上的"附会"之意,去伪存真,有利于我们认清民族传统文化,并以此为立足点,创造出适合本民族需要的新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