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真假之外——浅谈文学与虚构

"文学"这一全然晚近的词在诞生之初,便与虚构有着某种密切而又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并非现今大众观念中根深蒂固的"文学虚构即虚假"——将自然真实与文学艺术所含有的虚构进行简单化的二元对立——的观念,而是一个更加值得深思与探讨的话题。因此,可以通过探讨文学本质同虚构间的联系来摈弃精神锈斑,在粗略的真假对立之外,尝试追寻属于文学与虚构的另一种答案。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高技术限制之“谜”

2018年,作为全球高技术创新方的美国,放弃传统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对处于技术创新劣势的中国实施进口限制,且对象不仅包括其对中国呈贸易逆差的信息通信技术,更有呈顺差的其他高技术。美国选择这种反常规与无差别的高技术进口限制,其直接利益诉求包括限制《中国制造2025》的实际实施、满足美国政治和利益集团需求及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其本质是为了实现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目标性限制、维护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现有地位及实现美国利益的长远增加。因此,中国需在发展好自己的基础上,主动对受损高技术行业加大扶持、深化中欧全球治理合作、选择重点行业对美国进行目标反制、充分利用外资在华企业及所属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预防争端扩展至金融领域及防止多边联合针对性技术制裁等,降低美国高技术进口限制的负面影响。     

破窗理论:行乞人员犯罪治理困境及路径探索——基于259份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十余年来259份刑事裁判文书实证分析发现,行乞者犯罪近几年呈现平稳增长、犯罪分布分散化、常实施传统侵财及侵犯人身安全等犯罪、累犯或前科占比较小、轻刑化趋势明显等特征。犯罪场域监管力度不足,以及行乞者贫困、学历低等个人因素,成为行乞者犯罪的重要诱因。“破窗理论”中的失序行为常与犯罪相伴而生、当失序行为叠加至“上限”时易引发犯罪、通过秩序维护控制犯罪等主张,较为契合行乞者犯罪之治理需求。因此,需要通过改善场域环境,多方联动治理,倡导设立“邻里守望”项目改善行乞者犯罪的外部环境;在行乞者陷入行乞前,精准扶贫;在行乞时,强化救助;在犯罪后,辅以司法人文关怀。     

公共安全行业毒物分析标准化现状与趋势

公共安全行业毒物分析标准化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合我国现行公共安全行业毒物分析标准的内容、范围和特点 ,探讨我国公安毒物分析标准化的趋势是 :强化执行标准 ;制定新的标准 ;修订现有标准 ;制定有力措施保障标准的执行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恪守党的本质属性、巩固党团结统一的必然要求,是坚持正确发展道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是筑牢全体人民共同奋斗思想基础、凝结团结奋进强大精神力量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还对其内容作了提纲挈领的规定。深入学习和贯彻执行这个根本制度,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是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更是学习、研究、宣传和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需要。     

行动情境:IAD框架下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乡城情境分析

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生存空间可划分为农村行动情境与城市行动情境,这有助于描述与研究农民工的行动选择与生存状态。基于影响行动情境的内部变量和应用规则对农民及家庭的行动选择、结果以及影响进行深入解析可以发现:在农村,传统农业转型缓慢,农业现代化滞后,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在城市,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户籍"坚冰"难破,人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农民想留却留不下。在非均衡的制度安排下,农民工通过家庭化迁移来实现家庭弥合并非易事,不得不处于"半市民"状态,家庭处于离散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