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手段—效价"理论视角下的"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 ——基于广东省S市数据的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分析

伴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各地方政府在推行河长制过程中纷纷探索"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的新模式,但各地却出现了政府网络治水参与平台建设之"热"与公众网络治水参与之"冷"的鲜明对比情况.基于"期望—手段—效价"的理论视角,利用广东省S市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以及样本河涌的客观数据,构建"个人—河涌—区政府"的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河长制背景下,"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受到期望、手段及效价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公众期望中的参与效果评价正面影响公众网络治水参与度;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透明度感知、政府回应性和政府营造良好社会治水氛围的力度等政府工具性手段显著驱动公众网络治水参与;公众对治水重要性的评价能够促进公众网络治水参与.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以学术范式、方法、批评实践为切入点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大量进入中国,形成"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轨迹。本文拟从思想史角度,以詹姆逊、阿尔都塞、巴赫金为例,探索新的视角,将中国问题作为西方理论本身、内在的问题,来思考中国在西方理论中的意义。本文主要就学术范式与方法和批评实践这几个方面入手,讨论詹姆逊如何运用中国问题的隐喻来建构其文学阐释;阿尔都塞如何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吸纳到他的核心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理论;巴赫金的理论如何从文化转型和文艺批评实践方面与中国形成折叠与对话。     

酒与苏轼词作的豪放不拘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每读此词，都能给人以一种“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的畅快洒脱的感觉，这就是苏轼词作的豪放本色。如此优美的词作是源自词人的对月“把酒”，在酒的醉意中词人才情进发，催生出驰聘、瑰丽的情思，创造出似醉似醒、朦胧浪漫的意境，使词人的情感畅快淋漓地表达出来。这一表达方式并非偶然，在苏轼的很多作品中都有这一手法的运用，词人正是借用了酒、醉酒这一情感的催化剂，便更彻底地摆脱了拘束，尽显其豪放风格。     

对公务员年薪制的思考——佛山市镇长年薪制案例分析

年薪制作为经济理论的产物被广泛实践于各类企业并倍受推崇。但是,当公共部门忽略其与私人部门的本质差异而引入年薪制时必定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实施镇长年薪制的佛山市,极有可能会与制度设置初衷南辕北辙,最终可能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     

毛泽东结交黄炎培的艺术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黄炎培很重视。毛泽东认为，黄炎培“不仅在化教育界有地位，而且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名代表”。(《毛泽东年语》中卷，第212页)还认为，”江浙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心”，黄炎培等“为江苏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名代表，如果我们能够以正确的政策耐心地争取他们与我们合作，则对于争取整个江浙民族资产阶级集团以及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的作用”。这项工作”是党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任务，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提到党的策略原则的高度。”(《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10页)由此可见，当初毛泽东对黄炎培的统战工作是下了大功夫的。     

有机磷农药薄层色谱溴酚蓝显色法的改进

目的对有机磷农药薄层色谱溴酚蓝显色法进行改进,使该检验方法更完善。方法采用薄层色谱溴酚蓝—柠檬酸显色。结果显色背景呈纯正的浅黄色,并且颜色稳定。结论该方法操作简单、快速、检测灵敏度高。     

“文化一心理”选择机制的双重双向选择——温庭筠为什么能够成为第一位大词人

怎样解释词体成于晚唐温庭筠之手而非其他时代其他人这一"温庭筠现象",目前主要有"不可知论"、"写尽论"、"社会文化环境决定论"等三种阐释.这三种阐释各有其片面及失误之处.词体之所以在温庭筠手上得以独立和兴起,主要是"文化-心理"选择机制双重双向反复选择的结果.温庭筠之所以选择了词体,并非如王国维等人所说,是因为"诗"已写尽,而是由于温庭筠正好满足了"文化-心理"选择机制之所以能够选择出"词"这一文体所要求的全部条件.     

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及其中国文化背景

“心理—社会均衡”是美籍华裔学者许烺光提出的理解人的心理、行为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最主要的特点是将人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场”而不是孤立的个体,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规范以及心理与社会动态均衡的角度把握人。采用这个理论对中国、印度、美国等几个大规模文明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该理论在几个方面与许氏的中国文化背景相联系:与儒家的“修、齐、治、平”模式有相似之处;与中国文化从人的“相互性”出发把握人的特点相一致;重视亲属集团以及中国文化中的中和、平衡思想。许氏在参考中国经验基础上提出的这个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人际状态”概念,不仅对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为我们从文化心理角度重新审视目前主要基于西方经验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以及相应的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