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定位

在我国,检察机关既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可以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定位也直接影响着其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继而会影响环境公益诉讼工作的进展。当前,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角色定位应当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目的保持一致,需要在两类环境公益诉讼中各有侧重。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更加突出"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侧重于诉讼"原告"。     

倾情助脱贫 公益暖人心

在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中,天津民政系统将党建引领贯穿始终,以“听党话、跟党走”为号召,开展“党旗领航·聚力发展”系列活动,通过抓实社会组织党组织组织力和凝聚力,广泛动员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三年来,天津市779家社会组织承接了673个扶贫项目,帮扶资金总计1.74亿元,项目涵盖产业、教育、养老、助医等多个重点扶贫领域。天津市社会组织已经成为助力脱贫攻坚的生力军,天津纯懿公益帮扶服.务中心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从明星做慈善想到的

作为一名慈善宣传工作者,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网页搜索有关慈善方面的新闻,了解最新的慈善动态。最近的慈善新闻无疑被各大明星的慈善行为占领了大部分的搜索网页。首先是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芭莎公益慈善基金、《时尚芭莎》杂志社等单位举办的2018芭莎明星慈善夜,当晚筹得爱心善款共计人民币30896096.72元,并将全部...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扩张研究

通过对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资格的认定和扩张进行全面检视，分析当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存在的实践困境：社会组织行使环境公益诉权的要求过高、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缺乏环境公益诉讼资格、公民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未得到支持等，针对性提出明确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降低社会组织行使环境公益诉权的门槛、赋予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环境公益诉讼资格、设计公民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等相应的立法完善对策，以积极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预设功能和社会效益。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实务研究——以办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高额的利益追逐下,部分经营者违背当初经营目的,导致消费者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在对消费者保护的层面而言,传统的私益救济已不能满足市场法治的发展需要。相比之下,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自法律授权以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引入,反而能够修正经营者与消费者在市场地位上的失衡,更有效的约束经营者的行为,更广泛的实现对消费者的集体救济。     

让“小站点”成为困难群众帮扶的“大平台”

近年来,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着力构建三级社会工作服务站网络体系,整合政府、社会组织、社工和爱心人士的力量,对困难群众、特殊群体进行立体化帮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作出有益探索。构建体系,培育队伍,明确"谁来帮"。荷塘区积极推动"禾计划"基层社工站建设,构建"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网络体系。区级层面成立社工总站,积极发挥公益服务中心的作用,孵化培育社会组织,有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困难群众帮扶。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关键问题探析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结果及磋商协议的性质是磋商与司法衔接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应解读为民事性质。由此产生对磋商协议的司法确认和后续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问题,此为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一重关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也有相较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优先性,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二重关系。在这两重关系的框架内,具体衔接过程中如何操作则属需研究的细节问题。     

权利要求的解释与专利侵权认定——以海斯凯尔公司与弹性测量公司、中日友好医院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为例

专利民事侵权诉讼中,应根据权利要求的解释规则,合理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解释权利要求时,不能脱离权利要求书等内部证据,且应站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角度进行。进行专利侵权认定时,应根据专利侵权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规则,将技术方案的比对结果作为裁判依据,在特定情况下,可根据部分技术特征的比对结果进行;在已有初步证据证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某个或某些技术特征与专利技术方案对应的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时,不宜因对证据真实性的怀疑采用推定的方式直接认定侵权。     

《聚焦“四大检察”》系列报道之三:做强民事检察,强什么?

2019年9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厅举行成立后的首例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公开听证会,引发了外界的极大关注。在固有印象中,民事检察职能一直以相对弱化的形象示人,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亦与行政检察职能合并,即以往的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在新时期,随着最高检内设机构改革的顺利进行,最高检专门成立了第六检察厅,承接民事检察职能,这不但标志着这项职能在检察工作中地位的提高,也进一步丰富了其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