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因案修例的现象还原与性质界定——兼论其对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启示

清代的因案修例,即基于某一司法案件对《大清律例》中的相关条例进行修改。这是清代司法实践中一种常见的法现象。《大清律例通考》《读例存疑》等考证类释本和《驳案汇编》《刑案汇览》等描述类案例集,分别以法律文本备注和刑事案例陈述的形式,记载了因案修例的诸多实例。结合因案修例的各方面特征来看,它属于清代法律的一种司法创制机制,带有典型的传统中国特色。清代统治者通过此种机制从司法案件中抽象出成文法则,进而实现法律文本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均衡。对于当前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因案修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其对明确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路径和方向,以及完善“由案到法”的衔接机制、指导性案例的审核机制、类案判断机制、指导性案例的退出机制等,具有积极的可借鉴之处。     

权利要求的解释与专利侵权认定——以海斯凯尔公司与弹性测量公司、中日友好医院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为例

专利民事侵权诉讼中,应根据权利要求的解释规则,合理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解释权利要求时,不能脱离权利要求书等内部证据,且应站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角度进行。进行专利侵权认定时,应根据专利侵权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规则,将技术方案的比对结果作为裁判依据,在特定情况下,可根据部分技术特征的比对结果进行;在已有初步证据证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某个或某些技术特征与专利技术方案对应的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时,不宜因对证据真实性的怀疑采用推定的方式直接认定侵权。     

《聚焦“四大检察”》系列报道之三:做强民事检察,强什么?

2019年9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厅举行成立后的首例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公开听证会,引发了外界的极大关注。在固有印象中,民事检察职能一直以相对弱化的形象示人,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亦与行政检察职能合并,即以往的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在新时期,随着最高检内设机构改革的顺利进行,最高检专门成立了第六检察厅,承接民事检察职能,这不但标志着这项职能在检察工作中地位的提高,也进一步丰富了其内涵。     

强制执行的程序保障——以执行当事人追加与变更为例

程序保障在国外被视为民事诉讼的目的，该学说在英美学者的著述中十分流行，在日本得到了井上治典教授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的支持。该说以程序保障为起点，认为法院不应该把诉讼的审理过程作为只是为了达到裁决或和解而必须的准备阶段，而应把这一过程本身作为诉讼应有的目的来把握，只有正当的程序才是使判决或和解获得正当性的源泉。因此，     

中科创又一案犯被判刑

曾引起社会,特别是证券界广泛关注的中科创操纵股票证券交易价格案,如今又有了新进展。1968年12月出生在广东省,大专毕业,原深圳市英特泰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深圳市信资星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水祥,明知朱焕良意图操纵0048股票价格,仍在朱焕良指使下采取多种方式融资,并直接或指使他人实施操纵0048股票价格。2003年7月2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一审判处其2年有期徒刑,罚金12万元;分别没收和发还在案扣押的款物,继续追缴违法所得。1998年12月13日,吕新建(别名吕梁)与朱焕良(均另行处理)签订双方通过倒仓或其他方式转…     

浅析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人的主体资格

一、政府机关是民事诉讼的适格主体，也是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人的遁格主体 《民事诉讼法》传统理论认为，民事诉讼主体即当事人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二是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三是受人民法院裁判的拘束。而所谓“利害关系”，即案件争议的标的或案件结果与自己有关联。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丰富，民事法律关系日渐复杂。民事主体资格也呈多样化趋势，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大量虽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但却以自己名义起诉的案件。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文章采用比较的方法 ,通过对国外有关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立法规定的研究 ,从诉讼法理的角度 ,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范围、方式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以及可否对检察机关进行反诉、调解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公权与私权的协调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主要问题是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应当仅限于物质损失而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如何处理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之间以及追缴、责令退赔与 (附带 )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主张 ,应当协调处理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以及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关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地位应当大致均衡 ,附带民事诉讼既应方便公权力的行使 ,也应保障私权的实现 ,从而确保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一体化地合理解决民事赔偿与刑事制裁 ,并服务于预防与控制犯罪的刑事政策目标。     

海外并购的额外法律风险及其对策——由“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案”引发的思考

海外并购的额外法律风险是投资者在海外并购活动中所面临的人为的、非投资者所能控制的东道国基于国家安全、民族利益等因素而援用或制定特别法律进行监管所产生的特殊风险。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可能给投资者的海外并购带来一定的额外法律风险。近年来,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日益增加,却缺少对海外并购额外法律风险的防范和救济机制。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寻求投资保证、体制和外交上的支持与救济对策,为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