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法中的典型的法定目的犯--描述、追问与评价

我国刑法中的目的犯可以分为典型的法定目的犯、非典型的法定目的犯和非法定目的犯,本文主要研究典型的法定目的犯问题.对于我国刑法中的典型的法定目的犯笔者进行了全样本的深层次追问,并且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对于我国刑法中的典型的法定目的犯之立法的总体评价.     

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与我国动产担保物权立法

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引领着动产担保立法的世界潮流,其中所蕴含的概念和方法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动产担保法制改革的基础.我国物权立法中如何对待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的立法经验是我们目前应予面对的一大难点.文章从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的制度特色着眼,参照他国的继受经验,提出了我国动产担保物权立法的应有态度.     

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关于监听的法律思考

监听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监听的采用又严重侵犯了公民隐私权，因此，各国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过度分割公民权利。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这不利于保障公民人权，应当加以改进。     

四大亮点满足百姓就医需求

企业职工何时可享受养老待遇？ 根据《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例》和相关政策规定，用人单位和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满15年的，到达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后，方可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不满15年的，职工退休后不享受基础养老金待遇，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对于1997年12月31日以前参加工作，1998年1月1日以后到达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且缴费不满15年的人员，在发给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的基础上，再根据其在1997年12月31日以前的缴费年限给予一次性养老补偿金。     

梯式报告美国律师步入上市公司内控机制

长期以来，律师主要为上市公司提供两部分服务，一是就证券发行或公司重大事项向公司或监管当局出具承诺函、意见书、验证笔录等法律文件。二是就公司生产经营和资本运营中的法律问题提供建议。通常认为，前者涉及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因而律师有审查公司行为合法性的义务，保证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或重大遗漏。至于后者，律师仅就其提供的服务向上市公司承担责任，并无监督或披露公司违法行为的法定义务。     

分期付款合同一方违约相对方可否解除合同

甲单位与乙公司签订装饰工程承包合同，工程竣工后，甲单位尚欠乙公司工程款89万余元。双方于1999年11月26日签订分期付款协议书．约定同年12月30日前由甲单位向乙公司给付50万元，次年6月30日前给付30万元，12月30日前付清余款本息，如有违约，按违约金额10％计付违约金。第一批应付款项逾期后，甲单位未履行约定义务，乙公司多次催收未果，提出解除分期付款协议，甲单位不从，酿成讼争。原告乙公司以解除分期付款协议为由，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甲单位给付所欠全部款项，被告认为仅此50万元逾期，其余均属未到期债权。不应承担全部给付义务。     

对宋福祥案的再思考

1994年6月30日晚,宋福祥酒后回到自己家中,因琐事与其妻李霞发生争吵、厮打。李霞说:“三天两头吵,活着还不如死了。”宋福祥说:“那你就死去。”当李霞寻找自缢用的凳子时,宋喊来邻居对李霞进行规劝。邻居走后,二人又发生吵骂、厮打。在李霞寻找自缢用的绳索时,宋采取放任态度。李霞于当晚在其家门框上自缢身亡。这是一个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颇大的案件,在其定性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有罪说认为,被告人宋福祥的行为构成不作为的间接故意杀人罪;无罪说则认为宋福祥是无辜的。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三个:1.宋福祥有没有救助李霞的刑法上…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的调查报告（上）

在北京市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著作权纠纷案件中,侵权纠纷占绝大多数,而其中被人民法院认定侵权成立并判令被告承担赔偿损失民事责任的案件又占相当比例。正确认定损害赔偿责任以及确定赔偿数额对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制裁侵权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多年来,北京市各级人民法院在认     

规范构成要件要素与明确性原则关系之辨正

在规范构成要件要素与明确性原则关系的探讨中,传统刑法理论从明确性原则角度审视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往往自陷困惑。如果从规范构成要件要素本身存在的原则基础出发,审视其与明确性原则之间的关系或许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     

转载摘编法定许可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确立了报刊间的转载摘编之法定许可制度。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这一制度本身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考察转载摘编之法定许可制度的本源,分析其面临的理论和现实困境,究竟应该维持现有规定甚至将其适用范围扩展到所有媒体,还是应该取消这一规则,是我们所面临的选择。考虑到国际强制规则与国内法的一致化、网络媒体的强势影响以及我国现实国情的改变,应通过目前《著作权法》的第二次修订工作全力祛除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不合时宜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