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台湾“立委”选举观察

经过激烈的蓝绿对抗和政治争夺,2004年12月11日,台湾第六届"立委"选举结果出炉.泛蓝阵营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三党以总席位114席赢得过半席位,其中国民党79席,亲民党34席,新党1席;泛绿阵营民进党和"台联党"以101席比上次当选席位数增1席,其中民进党89席,"台联党"12席;无党团结联盟及无党籍参选人有10人当选.     

论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孟德斯鸠设计了“三权分立”和制衡理论,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司法独立理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司法与行政融为一体,没有真正实现过司法独立。当今,司法独立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宪法原则,司法独立与法治关系密切。完善我国司法独立制度,要求党在管理干部时严格依照一定的规范和程序进行;要求司法机关摆脱“泛行政化”的影响;要求司法系统内部保持相对独立;要求提高法官素质,实现比法院独立更重要的法官独立。     

瞿秋白拒绝宋希濂劝降就义始末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城的没落书香人家。1921年9月,在莫斯科经张太雷和张国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八七”紧急会议上,时年28岁的瞿秋白为三名常委之一,受命主持中央工作。后因受到王明及其后台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的排斥和打击,于1931年后退出领导岗位,成为党内无职务又不领津贴的“白丁”。1934年2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瑞金,协助徐特立主持苏区教育事业,很有成绩,但是遭排斥的境遇并没有改观。1934年10月中旬,中央苏区“三人团”决策苏区战略转移,8万红军由博古和周恩来率领北上,开始长征,留下2…     

论孔子义利观的现代意义

孔子在义利关系上 ,提倡“义利统一”、“义以为上”、“见利思义”。这既是一种道德要求 ,也是一种治国原则 ,对于协调公与私、道德与物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重新审视孔子的义利观 ,对我们当前的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政府的伦理角度分析“保增长”与“促转型”——基于东部沿海地区低端制造业的发展

企业转型升级从长远来看不仅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保持长期强劲的劲头。但就眼前的利益而言“保增长”与“促转型”的矛盾（；中突）却在所难免，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大量劳动力失业，社会治安问题等等都会给企业转型升级造成重重障碍。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仅仅从经济学、社会学角度来加以分析和解决，我们更应该从伦理学角度、人性方面来加以分析和提出对策。     

实现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本文就如何实现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阐述。1．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时代特征和战略构想；2．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3．推动以区域经济为主体的文化经济建设；4．贵州省与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经济合作潜力巨大；5．贵州应积极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困协调发展；加强总体规划和完善政策、开展境外资源开发和利用、推动境外加工贸易发展、大力发展对外承包劳务合作、积极利用国外科技资源及人才培养等。     

论构形义位与常用义位非显性理据——以“羞”为例

在汉语词汇的义位系统中,有些义位与义位之间关系明确,有些构形义位与常用义位却似乎杳无关联。实际上任何一个词义系统中各个义位子系统及各个义位之间都是有联系的,或是语义的或是语音的。试以"羞"为例,力图解释构词义位与常用义位非显性联系的理据性。     

半月速览

7月12日上午，第七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在南宁隆重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声琨在开幕式上致辞说，7年的通力合作，7年的携手共进，泛北部湾合作风生水起、硕果累累，彰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经贸往来成效显著，合作领域全面拓展，互联互通进展迅速，平台机制日益完善。今年恰逢《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10周年和中国一东盟科技合作年，本届论坛必将推动泛北合作取得新进展、迈上新台阶。     

中东研究缘何错失阿拉伯之春

美国佛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中东问题专家格里高利·高斯三世(F.Gregory GauseⅢ)在美刊《外交事务》2011年第4期以《中东研究缘何错失阿拉伯之春:威权主义稳定性的神话》为题撰文指出,美国学者夸大了阿拉伯威权主义政权的稳定性。作者认为,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政权与军队不只是同盟的关系,后者在一定情况下会成为前者的异己力量;经济自由化改革所产生的贫困、分化、腐败,以及中产阶级的民主要求,共同削弱了阿拉伯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论公司行政解散权的存废

与域外公司法普遍倾向于不承认行政解散权相对比,我国立法将过多的“违法事由”均托付给行政机关一揽子解决的泛行政解散权的规定,属于“泛行政解散权”的制度设置,这主要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承继与强大的行政干预的路径依赖,需要反思与检讨.泛行政解散权的消解,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许可制度改革所必需.泛行政解散权的消解的主要方向是向公司自治、司法解散的回归,这并非是国家公权力的全面退出,而是要合理配置行政权与司法权,实现公司自治、行政监管与司法干预在公司解散事务上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