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场所性骚扰的刑法规制研究——以上海首例“咸猪手”获刑案为切入

公共场合性骚扰行为是发生在公共场所、行为人向被害人作出的与性有关的不受欢迎的言语或举动。当前我国刑法没有设置专门的性骚扰罪名,但上海"咸猪手"案获刑说明公共场所严重的性骚扰行为可评价为强制猥亵罪。司法实践中应当对性骚扰行为界定为强制猥亵罪予以严格把控,注意避免将刑法的打击范围随意扩大。我国目前的立法环境暂不宜单独设立性骚扰罪名,而应当通过多措并举的方式治理公共场所性骚扰现象。     

强制猥亵罪中“其他方法”的理解与适用——以上海首例“咸猪手”案为例

从强制猥亵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出发,本罪中的"其他方法"兜底条款应具有"相对从属性"。强制猥亵罪的原因行为应划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创设状态型",即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使被害人处于一种不敢反抗、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状态,然后强制猥亵被害人;另一类属于"利用状态型",即行为人利用被害人本身处于一种不敢反抗、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状态,然后强制猥亵被害人。将"利用状态型"解释为本罪中的"其他方法"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从“猥亵”高官到“不归官员”

10月29日，深圳市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在酒楼内借着向11岁女生问路之机，涉嫌将其强行拖进洗手问内猥亵。当女孩父母回头找林嘉祥讲理时．林嘉祥竞叫嚣：“我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敢跟我斗，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酒楼内的摄像机将这一幕录制下来。深圳市公安局11月5日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林嘉祥涉嫌猥亵11岁女孩案件调查结果：林嘉祥涉嫌猥亵罪立案理南不成立，该事件属林嘉祥酒后行为失当．按治安案件处理。     

“北京高官”

对象:原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过程:2008年10月28日晚,深圳1名中年男子涉嫌将1名11岁女童拖进洗手间内猥亵。当女孩父母回     

论“公共场所当众猥亵”情节的法律适用

对公共场所当众猥亵的含义要做合目的的规范解释。公共场所当众猥亵作为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的加重情节,其适用的前提是猥亵行为具有刑法上猥亵犯罪质的规定性并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虽然强制猥亵罪的法条没有明文规定情节严重才构成本罪,但基于法理可以解释构成强制猥亵罪需要这一"涵摄的罪量要素"。如果猥亵行为没有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公共场所当众猥亵情节可以作为入罪的重要考量要素。     

论猥亵行为的罪与非罪

猥亵行为罪与非罪的认定应摆脱男性中心视角.在法益的把握上,应剔除性的羞耻心带来的道德影响,坚持保护性的自主决定权,尽量消除性别差异."强制"的核心在于压缩被害人的选择能力,不要求达到使被害人反抗显著困难的程度,突袭式强制、未明示的权力地位形成的精神强制都属于强制猥亵罪的行为手段.强制程度与猥亵程度共同决定猥亵行为是否构...     

性权利的国际保护及我国刑法立法之完善

性权利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之一 ,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巴伦西亚性权宣言》和《香港性权宣言》这两个国际性权宣言并不是坚持绝对的性自由 ,其所主张的是有限制的性自由主义 ,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性权国际保护目标。我国性犯罪之立法完善表现为 :对婚内强奸行为不宜按传统观点一律不以犯罪论 ,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分别论处 ,司法机关应当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明确 ;扩大我国刑法规定的猥亵犯罪的犯罪对象 ;删去聚众淫乱罪和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 ,增设公然猥亵罪。     

性自主权的解构与猥亵概念的重构

猥亵概念的争议性与关于强制猥亵罪保护法益的认识不一有关。作为通说的“性自主权说”以及作为有力说的“性羞耻感说”“人格尊严说”都有缺陷。性自主权其实是针对“性”的法益处分权,作为一种权利附属于性法益。性羞耻感是一种主观感受,虽然确实存在但难以衡量。人格尊严虽为宪法所规定,却失之抽象。从人类历史和社会文化中的性禁忌现象出发,可以确定强制猥亵罪的客体是个体的性法益。性作为一种法益是指个体基于双方自主的性行为所获得的肉体的释放与精神的愉悦。对性法益的侵害,实际上侵犯了被害人对自身性利益的使用权以及防范他人滥用其性利益的防御权。是否成立强制猥亵罪,应以是否侵害被害人身体的性私密领域为标准,性私密领域的判断要求被侵犯的身体部位具有客观和高度的性意义。在区分猥亵犯罪行为、猥亵违法行为以及狭义的性骚扰时,不仅要考虑违法性的程度,还要考虑法律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及其规范保护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