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喻”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

实际上，这场对话涉及的社会问题，早就十分突出，相关学者也曾做过分析评论，可能是理论化了一点。而郑宇民局长却用了一些通俗、形象的比喻。这样的比喻虽然把某些社会问题形象化了，但还是停留在情绪宣泄的层面。     

论法哲学与司法实践的关系——兼论司法推理的"哲学模式"

哲学应和法律拉开距离,法哲学只是一个从外在的视角帮助法律人加深对法律和司法过程的理解的东西。在一个运行良好的民主体制下,优秀法官的裁判应该是从中立性的原则出发,做出一种合乎理性的裁判,这种裁判既非哲学的也非科学的,而是真正的法律的。法官应该从"哲学王"的诱惑之下走出来,加入促进和监督民主的进程之中。     

警察院校体育理论化教学刍议

体育理论化教学是警察院校体育教学的发展方向,这不仅是警察院校体育教学目的的需要,同时也是高校体育教学规律使然。但警察院校体育理论化教学并不单纯地等同于增加理论课时,只有将理论教学渗透于实践教学之中,充分展现理论化教学的丰富性、回归性和关联性才是警察院校体育理论化教学的实质所在。     

“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 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纲要

在重新发现中国宪法的理论自觉下,本文以中国宪政模式为题,以"差序格局"、反定型化和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为关键词,层层递进发现了中国宪政的一种结构性面向。"差序格局"是中国宪政模式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宪法实践和理论思考的立足点。反定型化是"八二宪法"时代的改革策略。中国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含并且包容着参差多态的地方模式,这种地方试验主义的宪法允许由下而上、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试验。在此基础上,中国宪政作为一种政治整合机制,必须自觉地保持共识的未完全理论化,这不仅是建设一个各得其所的自由社会的要求,还是由"差序格局"政治空间及其内部差异性与反定型化作为特定时期的宪法策略所共同决定的。     

论类推思维在法律发现当中的地位——以孙斯坦有关类推思维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人们对传统法律三段论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作用的反思,一种围绕着类推思维为中心的法律发现模式逐渐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同。借助于未完全理论化协议理论,孙斯坦将类推思维在法律发现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到推进民主司法的高度,从而更有力地彰显了类推思维在当代司法实践当中的重要性。类推思维是一个迈向民主政治的法治社会应该努力倡导的一种法律思维和法律适用模式,捍卫法治需要我们认真地对待类推思维方法在法律发现当中的地位。     

作为社会共同体建构技术的法律修辞

法律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物质性力量,其对社会治理的参与,需要借助于社会共同体所分享的共识发挥作用。就此而言,法律可被理解为一种想象的力量。法律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想象而获得力量,同时也通过生产想象而作用于社会共同体的建构,在实践中表现出建构社会共同体的技术。法律修辞通过将话语组织起来的方式,在社会中生产关于法律的想象共识,从而成为一种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技术。法律修辞既能通过叙事来指引关于共同生活经验的想象,以历史和现实中所分享的共同经验形成认同,从而建构社会共同体;又能通过论证来指引关于共同价值观念的想象,使彼此激烈冲突的不同价值观借助修辞的软化而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并通过关于价值判断的认同建构社会共同体。法律修辞的这些特点,使之在形成共识时所达成的更多是相对共识而非绝对共识,表现出模糊的特征,从而达成不完全理论化合意来回应现代社会中价值判断的多元分歧,更有利于社会共同体的建构。     

面对焦虑 我能做什么——读《走出焦虑风暴》有感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只要有追求,只要有奋斗蓝图,只要有幸福快乐的愿望,就一定免不了被焦虑情绪所侵袭。怎样看待焦虑,怎样调和身心,怎样融洽亲子关系,韩非《走出焦虑风暴》一书,理论化、形象化了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虑情绪,并给出了调和身心焦虑的策略,道理易懂,对策实用。焦虑,我这么看首先要认可一点,焦虑不是病,人人都会焦虑。偶尔有一些焦虑可以促使我们保持一定的上进心,在工作和生活中变得更优秀,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审视与修正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常规的焦虑,     

大转型的社会理论

本书考虑的是：认真思考90年代之后涌现出的问题,如何能够重新审视和推进现有的争辩,进而为关于社会变迁和发展的社会理论化进程作出贡献。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系统性）替代选择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社会正义和不平等议题仍很重要,仍然迫切需要找到解决它们的办法;本书就这种生活的后果提出了各种问题。本书的论点,立基于经典社会理论,但也有所超越,正视了那些将我们与经典理论家的世界区别开的重要鸿沟。     

犯罪化的正当性原则——兼评乔尔·范伯格的限制自由原则

我国近些年的刑事立法缺少界定犯罪化正当性的基本立法原则。对刑事立法者而言,首先需要依据犯罪化的正当性原则保证国家正当地通过刑法禁止某个行为。在假定自由有限的前提下,美国法哲学家乔尔·范伯格在其著作《刑法的道德界限》中重新阐释了以损害原则为首的一系列限制自由原则,成为英美法语境中对犯罪化界限的经典表述。范伯格在方法上回避对法哲学抽象问题的讨论,按照如孙斯坦所说的"未完全理论化"的方法展开论述,体现了后现代法学的多元主义立场。他归纳的这些限制自由原则适应了多元价值时代的需求,对我国刑事立法确立基本立法原则,摆脱现存的随意性和被动性等问题以及防止过度犯罪化等具有现实意义。     

把科学发展的理论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十八大报告提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对科学发展观作出新的历史定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新发展。十年来,正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的发展取得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科学发展观在我国已经经历了实践的检验,能够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