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达马西奥的情绪具身认知观

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认为情绪是具身的情绪,离开了身体这个载体,情绪就失去了根基无从谈起,并由此提出了"躯体标识器假说",但关于这个假说的可行性则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达马西奥的情绪理论有其合理性与科学依据,他在哲学理论基础之上对情绪进行认知神经科学分析,并提出了情绪的具身研究,开启了情绪研究的新篇章。但由于他过度强调躯体的作用,忽视了情境等其他因素对情绪的影响,因此情绪理论仍有待完善。本文认为情绪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的研究取向难以对情绪进行全面阐述,应该从认知、生理和环境这三个视角对情绪进行整合研究,从而获得更加客观和全面的认识。     

经略边疆:清代治边之法的得失

清代积累了不少治边经验,如以开放的心态治理边疆,改进和完善边疆行政管理体制,因俗而治、因地立法,从治国需要出发制定对待各种宗教的方针政策等等,这些经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清代闭关锁国、排斥对外交往、海权意识淡薄等僵化的治边思想,也留下不少失败的教训,值得加以反思.     

具身认知运动的批判性审思与清理

近20年来,具身认知作为经典认知科学的"叛逆运动"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该运动内部沉淀的大量积弊亟待给予必要的反思与清理。通过分析具身认知的核心概念、理论假设、实验证据与结论,认为具身认知当前亟需直面并解决三个紧密相连的问题:核心概念的界定问题;理论假设的兼容性问题;论证与解释的有效性问题。若想实现认知科学的范式转型,未来的具身认知研究必须坚定对经典认知的替代,排除其他备择解释,接受贝叶斯检验。     

剧本杀：青年浸入游戏叙事的认知图式及其文化嵌入

游戏与科技“双螺旋”式的耦合共生承载着不同时代的青春记忆,内嵌着青年群体游戏消费样态的演变逻辑,剧本杀游戏的具身叙事特性契合了青年新生代对线下沉浸式社交游戏的诉求转向。剧本杀叙事结构的开放性和叙事模式的媒介化,提高了青年游戏体验的交互性、沉浸性。研究认为,游戏沉浸的认知动力机制表现为青年的具身交互,其中青年参与游戏实践的“体认性”能够激发和承载完整的身体体验、嵌入游戏空间的“情境性”能够匹配和叠加主体认知、融入游戏角色的“交互性”能够孕育和释放耦合动力。在主流叙事的文化实践中,实践-认知图式应成为主流叙事嵌入青年文化的新范式,要以身体在场的回归启动青年完整的身体实践,通过情境叠加叙事触达青年的现实生活世界,在认知耦合交互中释放青年文化共创的内驱力。     

想象的无界：虚拟角色与受众沉浸

虚拟世界的光怪陆离是人类想象力通过数字技术而呈现的各种幻象,其中虚拟角色通过其独有的开放性和互动性恰好赋予了受众想象的空间,“萌”态的设计和多元的交互方式充分映现了受众的情感依托和个性表达,它与受众之间发生的具身感知和环境认知凸显了想象引发的“沉浸性”。随着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日趋模糊,受众对虚拟世界的沉浸感知将在交互情境下日益深化。     

空间观念的理论生成与话语转义——以康德的“先验空间”到“具身化”为例

康德针对绝对空间展开的继承性批判成为重构空间思想的必由路径,他用“绝对纯粹”来替代“神秘经验”,这是一个非神学的空间阐释框架,被誉为“哥白尼式革命”。在划清和传统空间观念的界限之后,康德以“经验”和“先验”为视角来廓清自己的理论构想并论证得出空间的重要属性：经验实在性和先验观念性。从这一结论亦不难看出康德对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贯通融合,即主体凭借空间化的表象,将内感官之“我”视为审美对象,这实际是上承“先验感性”中的论述。除此之外,康德空间观已预设了现象学的基本判断,这实际上开启了空间研究从经验性走向境域化、从形而上走向“具身化”的可能性。     

我的良师

正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位睿智的良师,她在我们的人生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也有一位这样的良师。我的良师,给我指引方向,好像午夜亮起橘黄的灯。在学习的压力下,我时常迷失方向。当我迷惘的时候,她总会陪我谈心。停下来,停下沉重的脚步,想想自己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它值不值得你如此疲惫。如果你清楚了要坚持的目标,又     

吸具上的毒品样品的采集、处理和鉴定

不同的毒品、不同的吸食方法所用的吸具不同，不同的吸具、不同的分析方法，毒品的采集方法也不同。有的样品采集和前处理相结合，有的在分析前需要再处理。吸具上不含水的部位常用蘸水或有机溶剂的棉签擦拭，或用少量有机溶剂溶解，水溶液中的毒品常用有机溶剂萃取。吸具上毒品的鉴定主要以定性检验为主，GC、GC／MS是常用的鉴定方法，其中GC—MS法是最常用的确证方法。     

经济伦理视角下的“达芬奇家具造假事件”

“达芬奇家具造假事件”暴露出各市场参与主体经济伦理的缺失。首先，消费者对于品牌的过度崇拜使得企业有机会利用其高消费心理采取虚假手段欺骗消费者。其次，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忽视监管，导致虚假信息长期地在市场中蔓延。最后，市场各方义利关系的倒置是造成此次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只有不断加强经济伦理建设，才能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