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Jus Civile的历史命运兼论民法的不成立

Jus是礼 ,JusCivile是不下庶人礼 ,JusGentium是可下庶人的礼。JusCivile的核心内容是政治权利而不是财产权利和家庭权利。随着庶人的消亡 ,不下庶人的礼和可下庶人的礼都不得不消亡。日本人发明的民法 ,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 ,体系上是荒唐的 ,根本不能和JusCivile相提并论。     

对“送礼经济”的反思

从生产到运输，再到销售，最后直至回收，如果接照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来看待今天中国社会的节日“送礼经济”，即便是再高明的政活经济学家，也会对节假日礼物形成的“送礼经济”莫衷一是。固然有需要就有满足，但是一旦在市场化框架下被任其发展而不对“送礼经济”进行法律和道德上的约束，那么势必在整全社会范围内引起对制度的藐视和道德的颠覆，这就是今天“送礼经济”的危机。     

八十年代以来明代政治中枢模式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明代政治中枢模式进行了多方位和多视角的论述,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朱元璋废相与明代政治中枢新模式的关系、明代内阁在政治中枢中的作用与地位、谁在行使明代政治中枢的决策权等问题上,对朱元璋能否真正废除传统的相权、传统相权的流向、内阁有无相权、司礼监批红权的属性、六部的职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朱元璋废相影响巨大,直接引发了明代政治中枢的重大变革。综观对该问题的研究,必须解决重复选题、制度史研究中“形”与“神”的分离以及缺乏动态研究等问题,注意选题的新颖性,如此,方能深化该问题的研究。     

论儒家礼教思想中的天人观

天人同源、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儒家天人观,是其礼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而礼教的基础是天道或天理。礼源于天,先天地正确,不可违逆。人与万事万物一样,都是天的造物。所以,礼合符天道,也合符人道,人遵从礼也就是遵从天道、天理,甚至也是遵从自己的人性。人能够遵从礼,也必须遵从礼。     

“以儒释法”对中国古代法律之影响

"以儒释法"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特殊现象,起源于汉代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发展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完善于唐代。其核心在于强调儒学在司法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以儒家伦理价值观作为判断罪与非罪、衡量刑罚轻重的依据。"以儒释法"的出现打破了汉代以前儒法对立的局面,并将法令赋以道德的内涵,缓解了秦代以来严刑苛法与百姓间的矛盾。本文围绕董仲舒的"春秋决狱",阐释"以儒释法"对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影响。     

十年一剑欲何求——读《兵家法思想通论》有感

兵家在一般人的眼中,即神秘又简单,"神秘"源于那种应对瞬息万变局势的复杂理论和思维——只是兵家著作中的那些术语已足以使人如入迷宫;"简单"是因为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马上得天下易,马上守天下难"。修文治,须润物无声,深谋远虑,如周公制礼"一饭三吐脯,一沐三捉发"。兵家,重在武备,以战争为研究对象,而战争将一切复杂的矛盾激化后归于简单。     

荀子“学以致圣”的道德实践观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通过建构“学以致圣”的道德实践路径,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礼”的核心思想。在《荀子》的开篇——《劝学》篇论证了“学”的重要性。该篇论述了“学”的重要意义“、学”的主要途径“、学”的终极目的等重要思想。在“学”的理论奠基之下,荀子批判了孟子“人性善”的观点,认为孟子不察性伪之分,提出了“人性恶”的观点。荀子之“学”是“化性起伪”的重要途径,与孟子之“思”形成了学思结合的致圣路径。     

仁义之间:法律正当性的多维视域

仁、义不仅是儒家伦理的基本概念,同时具有法哲学意义上针对于礼的正当性意谓。但对于法律正当性而言,仁、义的概念需要区分其相关含义。立基于礼的实在性而言,仁义的正当性含义表现为如下方面:第一,正当法理论存在于仁与公义的普遍正义观念当中,仁强调了人人平等的仁学主张,强调了为仁由己的人格独立性。第二,作为制度礼义的义强调了制度正义,它既体现在礼的制度中,也体现出礼义需要外在规制与协调。第三,作为裁断合宜的义,指征了司法领域内的行为判断标准。由此展示了法律正当性的多维视域。     

“一准乎礼”:儒家孝观念对唐律之影响

儒家孝观念从汉代开始即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逐渐产生影响.迨至唐代,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进程终于完成.唐代的行政法、诉讼法、民法和刑法等部门法都深受儒家孝观念之显著影响,其中以行政法、民法和刑法尤具代表性.唐律是儒家伦理化的法典,这一说法并不为过.